第二章 受命回国（第8/12页）

有些人认为，因为其内容神圣，因此版面一定要精简，纸张一定要耐磨，装订也要比一般中文图书好。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我们的书大部分几乎等于是白送，因此不管是象征性地定价，还是为了挣钱，要想吸引那些对《圣经》内容毫不关心的人来购买是不明智的。于是便采取了中间立场，即根据读者群的不同，发售不同价格的《圣经》。

售价最低的《圣经·新约》使用的是中国产的纸张，并用硬纸壳代替皮革来做封面，价格只有一美元。

传统的中国印刷术已经不再适用。所有的木质雕版都是用手工一刀一刀刻的，就像西方的木刻艺术一样。刻出来的更像是艺术品，却不经济实用。刻本《圣经》都是用文言文翻译而成，而不是街头巷尾使用的白话，普通百姓很难看懂。

查理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他曾在威尔明顿的一家印刷作坊当过学徒，他基本了解西方机械化印刷术的操作方法，再加上他那中国人独具的灵活头脑，此时的他已经万事俱备。作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的销售员，他掌握了第一手的经济学知识。如果能搞到几台印刷机，使用本地纸张和硬皮封面，并雇用中国劳工24小时不停机地工作，就能够大批量印制西方各种书籍，价格也会控制在最穷苦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范围。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着手用各地方言翻译《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这样一来，只要认识字的中国人都能看懂《圣经》了。

出版商靠印刷《圣经》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但这样一个值得称赞的项目很容易获得西方各布道团和宗教组织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查理很快就开始为几家布道团承印材料，他甚至还因印刷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而获得大笔酬金。通过重印西方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查理获得的利润大幅增加。他甚至还偷偷为一些秘密会社印刷政治传单和帮会成员证明等材料。一位中国台湾官员曾自豪地对我说：“那个宋查理啊，他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盗版商！”

他的连襟温秉忠是位教育家，与清政府关系深厚，同时还与那些希望用西方知识和技术武装中国的具有改良思想的贵族联系甚密。温秉忠很快就发现，如果能够在中国印刷价格低廉的西方教科书，即便是英文原版的，也能够让数百万人接受西方教育，从而为国家复兴做出贡献。

查理需要钱，因为桂珍已经怀孕了。1889年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是个女孩。查理给她起名霭龄，意为“心情愉悦”。另外还给她取教名为南希，以纪念南妮·卡尔。1893年1月27日，二女儿庆龄（寓意为“心情快乐”）降生。庆龄的教名是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而起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时，查理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利用妻子的嫁妆、两位连襟的数目不小的资助，以及洪帮兄弟数额庞大的投资资金，查理又购置了一些印刷机，并在法租界买了一处小房子，专门放置这些机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与朱利安·卡尔书信往来，商讨他的计划。购置机器设备的资金到手后，剩下的交易很显然是通过他在达勒姆的这位恩人来帮助完成的。查理通过洪帮买下的那栋小楼是位于山东路上的一座废弃的仓库。在这里，爱国人士可以自由进出，而不用担心引起清政府密探的注意。

他给自己的印刷厂起名“华美书馆”，并且很快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印刷《圣经》，为美南监理会印制宣传单，为其他的布道团印刷赞美诗等。工人夜以继日地印制西方教科书。几乎没有时间来为秘密会社印刷那些煽动性的宣传单了。此时的查理只有在业余时间才会从事布道工作。到了1892年春天，他完全辞去了监理会驻中国布道团中的职务。

在北卡罗来纳州，人们对查理的行为异常恼怒。四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宋查理又去拜他的木头菩萨去了。

查理大为恼火，他给《基督教倡导者》的编辑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里德兄弟：

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些地方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谣言，不知是否能够借贵刊说上几句，以匡正错误，还我清白？一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他所在城市的报纸上报道我“又去拜木头菩萨去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纯粹是一派胡言。自我加入基督教后，就一刻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我珍爱的救世主耶稣，重新去膜拜那些毫无生命的木石神像。人生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舍弃永生而去追求永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