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设计的前奏：“工艺美术”与“新艺术”运动（第5/44页）

改革派主张：真实的装饰，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物件，而是根据被装饰物品的形状和材料特性，根据艺术规律，根据生产过程的可能性，有限度地从大自然中找到合适的形状和色彩之美。理查德·里德格雷夫设计的一个玻璃水瓶——“泉”，很好地体现了改革派的这些主张。他在瓶身画上了茂密的芦苇，与水瓶作为盛水工具的功能非常匹配；芦苇的根生长在水面下，叶绿而茂密，这是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体验；然而芦苇的根又抽象成交叉的线性图案，而不是单纯地抄袭自然；玻璃材料的透明性，正好展示了水的特质与所绘装饰图案的交融，也显示了瓶身的三维造型。

改革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设立了几家由政府管辖的设计学校（其中包括皇家艺术学院、圣马丁设计学院等名校的前身），以期加强对青年设计师的教育和训练。他们认为，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不仅有益于新一代设计师的培养，也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审美观念，并对他们所使用的产品提出更高要求，这对于提高英国产品的设计水平，进而对于推动社会改革，都是有积极作用的。英国著名设计师克里斯多夫·德莱赛就是由这个系统培养出来的。他一直坚持着从学校学习到的这些原则，并发展出一套适应工业生产制造方式的设计方法来，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工业设计师。我们将在后面的篇幅里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他。

亨利·科尔在他漫长的公职生涯中，一直非常注重公众教育。他认为公共博物馆应该照顾到劳工阶级的兴趣，为社会提供负责任的社会行为、和谐社会关系的榜样和模 式。他力主将伦敦博览会的盈余用于创办了南肯星顿博物馆（即今日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该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装饰艺术和设计博物馆，藏品超过450万件。出于对公众教育的热心，他还曾编辑过一套插图版的旅行故事儿童读物《家中珍藏》（Home Treasury ）。

另一个导致设计改革（尤其在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方面）的原因，是当时社会上日益增强的对于健康和卫生的重视。19世纪里，经常发生的霍乱等疫情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医学界已经发现了细菌和病毒。由于当时的家具大部分是木制的，臭虫时常藏在床架、椅座里面，即便是贵族家庭里也无法避免，而那些烦琐的雕饰尤易藏污纳垢，难以清理，使情势更为恶化；工厂烟囱里喷出的煤烟，令都市里每一栋住宅都无法避免被污染。当时设计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为急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提供既美丽又卫生的居住环境。英国建筑师、设计师、作家查尔斯·洛克·伊斯特拉克（Charles Locke Eastlake, 1836—1906）在1868年出版的《住房品位提示》（Hints on Household Taste ）一书风行全国，在美国也非常受欢迎。伊斯特拉克在书中还绘制了一些式样简洁的家具，提倡在装饰手法上尽量简化。

关于健康和卫生的新概念，也引发了1860年代到1880年代的美学运动（Aesthetic Movement）。该运动的发起人爱德华·威廉·古德温（Edward William Godwin, 1833—1886）宣称“绒毛和尘埃是生命的两大敌人”（Fluff and dust are two of the great enemies of life）。他设计了一些很有创意的，没有过分的雕饰，容易搬动，容易清理的家具。美学运动彻底反对任何的历史借鉴，主张从生活本身、从人类各种感官经验中获取灵感来设计。他们强调，美可以存在于世俗生活中，可以存在于异国情调中，也可以存在于非常简单的东西里面。不论是西方的，或者是非西方的，甚至是当代的设计，只要喜欢，便可以混在一起。他们的室内常常装满了便宜的日本纸扇、蓝色和白色的陶瓷件，向日葵、孔雀都是他们中意的图腾。他们的格言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这一格言当时在英国的中产阶级圈子里相当风行。Ashbee, 1863—1942）、查尔斯·马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1868—1928）、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 1868—1940）、德国工业同盟（the Werkbund）、维也纳工作坊（the Wiener Werkstätte），以及包豪斯（the Bauhaus）等设计先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