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6/23页）

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谈论有关全球新秩序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原则而不愿在有关解决德国问题的种种具体事务上讨价还价——如果对比一下马耳他峰会的记录和1939～1945年斯大林的谈判记录，那就会发现，他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再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位苏联独裁者是条难以对付的斗牛犬，同时也是只老狐狸，当（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是锱铢必较，只有在符合他的整个谈判计划的情况下，他才会做出“慷慨的”让步。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对他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高，然而他的谈判技巧就连其他帝国主义的谈判高手，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都不得不佩服。戈尔巴乔夫却截然相反，他甚至都没想到要从布什那里得到某种具体的协议和承诺。他当时显然是把他与布什的“特殊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布什说他不会“在柏林墙上跳舞”，也不会为德国的统一推波助澜，这就让戈尔巴乔夫心满意足了。

从1989年11月起，莫斯科各方面的官员，包括驻联邦德国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Yuli Kvitsinsky）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就一直警告说民主德国即将消失，并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向科尔施压，支持这两个国家结成邦联。此外，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建议，努力朝“新拉帕罗式的关系”发展，也就是说，与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前达成协议，把它与德国对新的泛欧洲安全体系的义务联系在一起。

但戈尔巴乔夫对于先发制人的行动和实用政治的交易丝毫没有表示出赞成的意思，不管它们有可能成功是多么重要。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的对外政策举棋不定，耽误了关键性的几个月。只是到了1990年1月底，在准备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四大国和两个德国的外长会议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与自己最亲近的幕僚举行了决策讨论会。他们在德国问题上接受了“4+2”的谈判模式。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承认，事态的进程会导向统一；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民主德国能够通过自身的“改革”而得以保存。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作如是想，据说是受到某些德国问题专家的误导——他们反映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反对统一。公正地说，即便如此，其他专家也早已警告过他，民主德国维持不了多久。另外，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情愿让“两个德国”在和谈中起主导作用，并且在后来轻易接受了由“2+4”来取代“4+2”的模式。只是到1990年7月，他才采纳了切尔尼亚耶夫的建议，与科尔在北高加索的度假胜地阿尔赫兹（Arkhyz），就德国问题达成单方面的和解。事已至此，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手段已极为薄弱；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要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牌，即苏联在德国境内的军事存在。“新拉帕罗式的关系”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也没想那样做，这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相形之下，在布什政府的支持下，科尔一方的政策就非常坚决，要迅速而协调地把历史的方向向右扭转。这种协调的政策——布什政府的两位年轻成员把它叫作“治国方略的研究”——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德国成了北约的成员国，而关于未来欧洲安全体系以及莫斯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承诺。

苏联的掘墓人

决心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必须在政治上发动两场战役：一场是针对西方，另一场是针对他自己的人民。他在个性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理想主义、对道德状况的乐观主义、优柔寡断和拖沓、对常识感的坚定信念和对“所有人的价值”的普遍主义理解——使他在西方得宠而在国内受到排斥。由于这个原因，内外之间的优先次序也逐渐颠倒了。起初，对外政策的目的是用来克服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改善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并逐步停止军备竞赛。但是到了1987年和1988年，戈尔巴乔夫与党内高级官员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且在苏联社会也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支持，于是就把重点放在使苏联融入世界共同体上。这样，对外政策就成了国内政策的决定力量。他的“新思维”成了目的本身，代替了“正常的”治国方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关于共同利益、不使用武力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罗曼蒂克的方案，就等于一张使他和苏联加入“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