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2/23页）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解释苏联为什么会没有积极介入，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设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一起协调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并保持克制，不单方面采取有可能加速华约组织内部动荡的措施。苏联之所以听之任之，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出现了两方面的新情况。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1988年底发起的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之后，国内的各种新情况纷至沓来，让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疲于招架。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包括负责对华约各国的局势进行“监护”和“瞭望”的人，都开始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准备1989年3月议会的半自由选举的各种备忘录与报告的写作，以及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中，后来又投入到戈尔巴乔夫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稿和各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中。第二个新情况是严重的财政危机。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中、东欧的苏联驻军减少14%，并将军火产量减少19%。这些措施证明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反富尔顿演说”并非空话。同时，它们也是苏联领导层为了削减国家开支的无奈之举。苏联领导层拿不出钱来影响中、东欧的事态发展，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转而向西方寻求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让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分离出去，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89年3月3日，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Miklos Nemeth）告诉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匈牙利西部和南部边境彻底取消电子的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它现在只是用来抓住想通过匈牙利非法逃往西方的罗马尼亚的和民主德国的公民”。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当然，我们还要跟民主德国的同志谈一谈。”记录下来的戈尔巴乔夫的话只是寥寥数语：“我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开放。”

不干涉主义和缺乏切实可行的策略，成了1989年夏秋之际的危急关头苏联外交的显著特征，当时中、东欧的形势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1989年6月4日，波兰人选举团结工会成为他们的政府的领导者；尤其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职位也受到威胁。莫斯科与华沙之间在这危急时刻的光缆通信及其他通信联系的内容现在还看不到。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是波共内部的主要改革者。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只是叫他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很小心，没说任何具体的建议或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干涉波兰事态发展的话。9月11日，当主张改革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为想要逃往联邦德国的东德人开放边界的时候，莫斯科明显保持沉默。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当时有几万名东德人涌入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动摇了这些国家的政权。9月27～28日，谢瓦尔德纳泽估计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詹姆斯·贝克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讨论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结果是，东德难民被允许暂时留在这些城市的西德使馆的大院里。”

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到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从中欧撤出所有的苏联军队，但他想一步一步地慢慢来——主要是考虑到国内的反对而不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切尔尼亚耶夫在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当时担心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撤军，人们就会大声质问：‘我们过去是为什么而战的，在二战中我们的几百万士兵是为什么而牺牲的？’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政府和西德政府的立场特别在意。关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罗曼史”，当时在华盛顿并不存在共识。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新思维”不屑一顾，认为它往好里说是演戏，往坏里说是欺骗。即便是苏联从阿富汗的撤军——到1989年2月已经完成——也不能说服他们。务实而“现实的”斯考克罗夫特把它理解为是为了“减少损失”，并认为“苏联的重点没有变，只是范围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