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5/27页）

这一新的形势意味着尼克松与基辛格从实用政治出发采取的对苏政策的终结。而且在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媒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人权组织之间，逐渐结成了新的跨国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导者、犹太人、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开始向美国记者呼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施压。他们把美国那些反对缓和的人，尤其是杰克逊参议员，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缓和是苏联的险恶阴谋，认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大业在内部出了问题。苏联统治机器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此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与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给政权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让美国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特洛伊木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并不能解决异见分子问题，只能火上浇油。犹太激进分子开始找苏联的驻外机构的麻烦，后来甚至向它们投掷炸弹。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他“多加小心”。这位克格勃首脑对于国际舆论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来。他担心自己这辈子会像贝利亚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样，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正如其心腹所回忆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国家安全首脑这个岗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心结”。

安德罗波夫解决问题很有一套：他主张进一步放开犹太人的移民，同时把大部分喜欢发表意见的异见分子赶到国外。克格勃开始把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异见人士面前：要么是长期监禁，要么就通过“犹太人的渠道”移民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60年代自由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包括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离开苏联。有些人，像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金茨堡（Alexander Ginzburg），是从牢里被送到国外的。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洛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他的妻子、歌剧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被剥夺公民权的时候还在国外巡回演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说无情，但不流血，所以勃列日涅夫喜欢。它可以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其国内的强硬派朋友与西方的“朋友”之间左右逢源。

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的偶像级人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依然是现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位作家公然藐视苏联当局。1968年9月，就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之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和《第一圈》在欧美的出版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似乎很享受由国家发起的声讨他的运动，而前者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于1958年宣布放弃这一奖项。

对于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政治局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讨论；他的案件成了领导层在国内异见分子以及缓和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各种立场交锋的触发点。安德罗波夫建议政治局让索尔仁尼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然后乘机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和安德罗波夫的竞争对手、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表示反对。他建议“要努力争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把他抛弃掉”。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政治局再次讨论了索尔仁尼琴问题。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建议驱逐他，但却再次什么也没做。政治局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表明，哪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也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曾经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更近一点的是1965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的审判和监禁，这些都让政治局极不情愿再让苏联文化精英中的任何人成为殉道者。

1973年夏，在克格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主义恐怖行径与劳改营的《古拉格群岛》的大量手稿之后，索尔仁尼琴案件再一次被提交给政治局。这个新的证据导致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勃列日涅夫恐怕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1973年9～10月，勃列日涅夫否决了安德罗波夫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的建议。他担心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波及勃兰特和尼克松，并连累到自己的国外之行。他再次把此事搁置下来，并任命了一个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位作家在使命感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愿望的驱使下，率先在西方发起公关运动。他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并在信中强烈要求他们用俄罗斯东正教的信仰取代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1974年的头一天，西方媒体宣布《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