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2/24页）

另一个障碍是棘手的西柏林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可能在双边基础上得以解决，因为它涉及民主德国和四个西方占领国。幸运的是，到1971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通过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表示出对于与克里姆林宫恢复友好关系的强烈兴趣。美国人非常想把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嵌入”自身的对苏战略框架。苏联人在美国从越南撤军这件事上帮了忙。作为回报，尼克松和基辛格也答应政治局，为解决西柏林问题提供方便。有关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表面上是在四大国的框架范围内在外长级别上进行的，实际上，按照秘密外交的优秀传统，在白宫、克里姆林宫和勃兰特之间，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秘密渠道构成的网络。1971年9月，西方诸强正式承认，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就这样，赫鲁晓夫十年前没能做到的事情，勃列日涅夫做到了，尽管压力也很大。围绕柏林和民主德国的充满戏剧性的斗争终于成了历史，而这种斗争曾在欧洲引发过自二战以来的最严重的两次国际危机。1971年9月16～18日，勃列日涅夫在雅尔塔附近的奥列阿恩达（Oreanda）——沙皇尼古拉一世曾在那里修建过一座宫殿——国家别墅款待了勃兰特。地点紧挨着1945年“三巨头”相聚的里瓦季亚宫（Livadia）的“第二次雅尔塔”会议，按照勃列日涅夫的风格和性格，开得很放松。他衣着得体，招待勃兰特享用盛宴，带他坐高速水翼船，与他一起在自己巨大的游泳池里畅游，并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海阔天空地谈论政治与人生。勃列日涅夫以他的率直与热情搅乱了此次会晤的整个计划，这让他的德国客人起初有点儿恼火。“一切都沉浸在互爱互信、轻松愉快的气氛之中，”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充满了喜悦之情，“看得出来，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勃兰特，而后者对于他的东道主似乎也很满意。后来，他们甚至在一些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都能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克里米亚会晤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心理上的突破。他做到了赫鲁晓夫很可能想做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德国的领导人，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

对西德的开放成就了葛罗米柯与安德罗波夫的二重奏。两人成为勃列日涅夫在缓和问题上的最值得信赖的政治盟友。这个二重奏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性质：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最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并在最高岗位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们像勃列日涅夫一样，一贯声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走强硬路线。安德罗波夫把“匈牙利的教训”继续应用于对外政策。即便是在给自己幕僚们写的一首打油诗中，他也坚持认为，“如有必要”，必须“用斧子”来捍卫“社会主义成就”。而葛罗米柯则在外交部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西德实际上在所有问题上都向苏联做出了让步，而“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

除了必胜的信念，葛罗米柯的强硬表态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对于决策者的压力。把与西德建立友好关系说成是对外政策上的成功，意味着提升这一政策的倡导者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权威地位。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勃列日涅夫不是斯大林，苏联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国家。已经退下来的莫洛托夫认为“在两个德国的边境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个大手笔”，但他为此称赞的是勃兰特而不是勃列日涅夫。遍布于党的机关的其他斯大林主义分子仍然认为，不应该为了达成地缘政治交易而牺牲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目标。也有许多在文化界和知识界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被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说成是“俄罗斯的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主张反对西方，并把苏联变成“大俄罗斯”。1976年，在党的宣传人员对作为伟大胜利的缓和政策大唱赞歌很久之后，勃列日涅夫说：“我真的想要和平，而且永远不会放弃。不过，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政策。他们不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他们不是某些来自地区委员会的宣传人员。他们是跟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的想法不同！”对有可能遭到抵制的担忧，将继续对勃列日涅夫在各个层面的缓和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