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4/20页）

集体领导体制的终结

赫鲁晓夫的权威遭到削弱，这给了他在主席团的对手联手反对他的勇气。1957年6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觉得此时正是扳倒赫鲁晓夫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发难。赫鲁晓夫是极少数没有看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之一。“他似乎是有意树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竟然与自己从前的盟友如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的关系也疏远了，后者都参与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就连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也认为，赫鲁晓夫该走人了。但是，对于这些阴谋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不一致：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批评赫鲁晓夫的角度大不一样，原因也不相同。阴谋者们还忘记了一点：赫鲁晓夫手中掌握着所有的国家权力。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他们支持他反对主席团中的统治者。事实证明，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是整个危机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盟友。在书记处成员及朱可夫和谢罗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紧急召开了中央全会，恢复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并指责阴谋者是“反党集团”。有关1957年6月全会的材料，尽管明显偏向于获得胜利的赫鲁晓夫而不利于作为他的对手的“反党集团”，还是可以使人对于苏联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和对外政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反对派指责赫鲁晓夫破坏集体领导，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其他问题上一手遮天。莫洛托夫公开反对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原则，即苏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协议，可以成为缓和国际局势的坚实基础。莫洛托夫的看法是，只要有帝国主义，迟早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他还声称，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忽视了“除苏联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除了国际关系原则的分歧之外，莫洛托夫还很看不惯赫鲁晓夫的土气、粗鲁、不拘小节的作风以及他的个性化的外交方式。

米高扬对反对派进行了最有力的回击。他回顾了最近在波兰、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的一系列危机，认为苏联领导层的团结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动，是成功处置这些危机的原因之一。米高扬还指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于与中欧共产党国家以及中立国奥地利和芬兰的经贸关系，抱有一种狭隘的、完全从预算考虑的态度。他说，相反，赫鲁晓夫认为对这些国家的补贴是完全必要的，是苏联的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我们认为，为了巩固奥地利的中立地位，我们必须为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力打下经济上的基础，这样，西德才不会完全控制奥地利[的经济和贸易]。”至于苏联集团，“如果我们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了[采购]订单，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会解体”。

相比于赫鲁晓夫的制造危机和补贴，参加全会的代表有许多人更同情莫洛托夫的保守观点。党和国家的精英并不赞成缓和，他们中许多人都比主席团中“开明”的多数派更为强硬、好斗和僵化。在批判莫洛托夫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对外政策错误的同时，多数人在全会对国际事务和军事安全的讨论中，都使用了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不过，决定其立场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相反，有些代表担心，如果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赢了，“还会流血”。另外，老寡头集团的下台意味着赫鲁晓夫任命的人可以得到提升。有一位发言者指责说，莫洛托夫“还以为我们穿着短裤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属于取代遭到清洗的政治寡头的那个集团。正如后来所表明的，1957年后的新主席团充满了庸碌之辈，他们在能力、天赋、知识和眼界方面都赶不上老一代寡头。但是从赫鲁晓夫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完全依赖他。

10月，赫鲁晓夫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他解除了自己最大的盟友、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职务——朱可夫有时也扮演批评者和独立派的角色。像以往一样，他在1957年10月28～29日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会来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全会的文字记录没怎么透露此次事件的细节，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对朱可夫连同总参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Sergei Shtemenko）阴谋反对他的怀疑并不是一点根据没有（至少是在当前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气氛下），但更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从克格勃那里听说了他想要听到的有关朱可夫的事情。就在此前不久，朱可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起向主席团建议，莫斯科应接受美国人提出的“开放天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苏联开出附加条件，那美国就会打退堂鼓。赫鲁晓夫不相信，于是便在10月的全会上借此事批评朱可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建议表现软弱，而且还煽动战争——他声称朱可夫想利用空中侦察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内讧扼杀了本来充满希望的外交机遇，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