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17/24页）
风向的转变对于苏联在民主德国的政策立即产生了影响。在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面，莫洛托夫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贝利亚在德国以及南斯拉夫和奥地利问题上的倡议则被自动否决并取消。政治局坚决拒绝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当局的建议，认为替换乌布利希并使党的书记处脱离国家事务的建议“不合时宜”。在莫洛托夫看来，“谢苗诺夫变得右倾了”。察觉到形势有变的乌布利希立即对其国内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击。社会统一党政治局委员鲁道夫·赫恩施塔特（Rudolf Hermstadt）和威廉·蔡斯勒（Wilhelm Zeissner）在暴动期间赢得了苏联管制委员会的高度赞扬，而且在霍普·哈里森看来，“如果不是受贝利亚事件的干扰，[他们]可能就把乌布利希赶下台了”。然而，在这种新气候下，苏联领导层却支持乌布利希有关罢免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尤其是蔡斯勒，是贝利亚的人。
在东德发生叛乱期间，美国人的行为也是克里姆林宫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美国利用此次叛乱大做文章，为东柏林人提供食品，并强烈要求把“自由选举”作为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最终并没有动用武力去拯救东德人。即使西方的确像有些苏联分析家很快将宣称的那样，准备对民主德国实施核打击，西方领导人也不敢公然支持反叛。
在贝利亚被捕和东德发生骚乱之后，作为民主德国“新方针”之合理性基础的整个“和平倡议”便戛然而止。实际上，如果不通过谈判来解决德国问题，就不可能削减欧洲的军事力量。德国问题会成为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35年中也无法解决的难题。赫鲁晓夫的上台、乌布利希的安然无恙和“新方针”的终结，所有这些都让苏联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东德问题上的政策的希望化为泡影。许许多多的德国人还要忍受几十年的冷战煎熬，等待奇迹再次发生，给他们带来主权、自由和统一。
Eisenberg，Drawing the Line.
Chuev，Sto sorok besed，95；Israel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60.
Loth，Stalin's Unwanted Child，7-12，170-74；Kramer，“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32；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32；Creuzberger，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smacht und das politische System des SBZ；Wettig，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Filitov，“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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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利益在1945年被放在首位的观点，参见Eisenberg，“OldCold War，”802-3；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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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vol.1中各个特别委员会关于德国计划的文件汇编。这些委员会包括伏罗希洛夫的和约委员会、麦斯基的战争赔偿委员会和李维诺夫的战后秩序委员会。
Naimark，Fires of Hatred，108-38；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66-67.
“Proidet desiatok let i eti vstrechi ne vosstanovish uzhe v pamiati”（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日记），1945年3月28日的记载，lstochnke 5（1997）：128；莫洛托夫给苏联驻伦敦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的电报，1945年3月24日，公布于Kv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vopros，1：626；Kynin，“Anti-Hitler Coalition and the Post-WarSettlement in Germany，”100。
Koval，“Zapiski，”143.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48；Gaddis，We Now Know，116.关于斯大林1946年5月26～27日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会谈，原始资料之一是Djilas，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153-54.据说，斯大林说：“德国全都必须是我们的，也就是说，是苏联的，是共产主义者的。”然而，南斯拉夫档案中有关此次会谈的记录却没有提到这段话。参见Arhiv Josipa Broza Tita，Fond KabinetMarsala Jugoslavije，I-1/7，1.6-11，原稿由冷战国际史项目的L.吉比安斯基译成俄文。关于1945年6月4日的会谈，参见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50-52，SAPMO-BArch，NL36/629，6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