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14/23页）

斯大林的这次运动所针对的另一类对象是军队的指挥官。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怀疑这些欧洲的征服者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他想趁着大规模复员工作仍在继续，把他们管教得服服帖帖。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截止到1946年9月，苏军兵力已从顶峰时的1250万减少到450万。在此期间，军队的精英也变得不思进取，他们的战斗精神逐渐销蚀于醇酒、女色和侵占他人财物的狂欢中。1946年3月，对“胜利的一代”的高层首先进行的试探性清洗开始了。许多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管理人员以及工程师，都在“飞机工业案”中受到诬陷。负责飞机制造业的人民委员阿列克谢·沙胡林（Alexei Shakhurin）将军以及苏联空军指挥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Alexander Novikov）空军元帅被突然解职，然后又遭到逮捕，罪名是莫须有的用“有缺陷的”飞机装备红军。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军中反情报机构“发现”：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从德国运回了成车的物品和珍宝供家人和自己使用。现在，这位曾经骑着白色种马指挥胜利阅兵的苏联国家英雄，作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开始了半流放生活。斯大林的忠实副手、曾经在战时负责飞机工业的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也失去了他在苏共书记处和组织局的职务（不过，他很快得到了斯大林的宽恕）。这位独裁者想要表明，战争中的功劳并不能保证不会被清洗。对于老兵和其他许多人来说，伤害之外再添侮辱的是，1946年底，斯大林取消了胜利日这天的法定假日和公众庆祝，反倒是新年这一天给人民放了假。

一些被降级的老战士意识到了斯大林统治这一可怕的现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始监听苏联军队的所有领导人，他们中有些人的谈话录音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其中就包括瓦西里·戈尔多夫（Vasily Gordov）将军和他以前的参谋长费奥多尔·雷巴利琴科（Fedor Rybalchenko）将军在1946年除夕之夜的私人谈话。戈尔多夫，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柏林和布拉格战斗过的冷酷的军队指挥官，是朱可夫的同情者之一。他丢掉了自己的高级职位。愤怒和酒精让这两位将军没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苏联人民跟他们没法比。他们还认为农村的生活极为悲惨。雷巴利琴科说，“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愤怒，并在火车上，在所有的地方公开抱怨。说是因为饥荒，那是不可信的；报纸只是撒谎。只有政府活得好，人民却在挨饿”。戈尔多夫大声问有没有办法到国外（“在芬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作和生活。两位将军对失去西方的援助感到遗憾，还担心斯大林与英美集团对抗的政策会以战争和苏联的失败而告终。雷巴利琴科最后说：“我看用不了十年，它们就会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所有人都说会发生战争。我们的威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

心怀不满的军人完全清楚，斯大林在策划新的清洗。当雷巴利琴科说戈尔多夫该去请求斯大林的原谅时，后者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他带着战后的精英们所特有的那种骄傲，大声说道：“我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三天后，在与自己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戈尔多夫承认，他的农村之行（在他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选举”之前）让自己得到了“彻底的新生”。“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解散集体农庄，明天就会有秩序和市场，一切都很充裕。不要干涉人民；他们有权过得更好。他们在战斗中赢得了这些权利！”戈尔多夫最后还说，斯大林“毁掉了俄罗斯”。

在苏联精英中，这样批评斯大林的还很少见。但到了1946年底，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因为当时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击了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达瓦、伏尔加地区、俄罗斯中部、远东、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肥沃的地方。天灾，再加上战后缺少人力与资源，导致了发生大饥荒的危险。但斯大林和他采取的政策不但没能防止饥荒，反而造成了这场人为的灾难，就跟1932～1933年的饥荒相似。

斯大林跟20世纪30年代一样，拒不承认灾难正在发生，而是宁可去指责“破坏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食物短缺的责任据说在于这些人。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掌握着数量庞大的“战略”储备粮，那是他用无情的手段积累起来供战争使用的。现在他拒绝发放这些粮食供人们消费。在国家金库中，斯大林还有1500吨黄金可以到国外购买食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斯大林禁止出售黄金。他甚至拒绝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俄罗斯的粮食援助（只是允许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些）。同时，他还许诺要把苏联的食品送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还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