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18/21页）
对这种心态的描述，参见Ehrenburg，Liudi，godi，zhizn，7：714。
Costigliola，“I Had Come as a Friend.”关于苏联窃取美国的技术秘密，参见Rhodes，Dark Sun，94-102。
FRUS，1945，8；896-97.
1945年7月，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长宋子文博士要求哈里曼详细说明美国对斯大林的某些让步的措辞时，哈里曼不得不承认，“对于翻译没经过商量。当时这些话是怎么写的就怎么接受了”。Navycable，July 3，1945，Harriman Collection，Special Files，box 180，LC；Gromyko，Pamyatnoie，1：188-90.
Sudopiatov，Razvedka i Kreml，265.与杰罗尔德·谢克特（Jerrold Schecter）和列昂娜·谢克特（Leona Schecter）的美国版相比，该俄文版关于苏联对雅尔塔会议的准备工作有一些补充信息。
Pechatnov，“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Ⅱ”；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the Kremlin's Cold War，38.
麦斯基日记，AVPRF，Lichnii fond Maiskogo，op.l，pap.2，d.9，l.69，引自Kynin and Laufer，USSR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701；李维诺夫委员会备忘录第6号，AVPRF，f.06，op.6.pap.14，d.141，I.23-24。
Aksyutin，“Why Stalin Chose Confrontation，”17.
麦斯基致莫洛托夫，给苏联各大使及使者的电报通知稿，1945年2月15日，AVPRF，f.017，op.3，pap.2，d.1，1.52-56，引自Kyninand Laufer，USSR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608。
斯大林把驻意大利德军的投降归因于美国和德国在他背后的秘密交易，并非常明确地归因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在瑞士伯尔尼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详情参见Smith and Agarossi，Operation Sunrise。
Montefiore，Stalin，486.
葛罗米柯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此事而是对自己的下属讲过。参见Troyanovsky，Cherez godi i rasstoiania.129-30；以及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127.1988年，这位作者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的莫洛托夫卷宗中查阅此次会谈的备忘录时，注意到了这种巨大的差异。至于忽视了苏联回忆录中的证据材料的解读，参见Roberts，“Sexing up the Cold War，”105-26。
Powers，Not without Honor，155-89；Hirshson，General Patton.
米高扬致莫洛托夫，国防委员会决议草案，1945年6月24日AVPRF，f.06，op.7，pap.45，d.702。米高扬的草案也发给了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布尔加宁。关于苏联的预算缺口与战争开支，参见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187。
莫洛托夫的指示引自Pechatnov，“Averell Harriman's Mission to Moscow，30。
这份电报的内容被美国“韦诺娜计划”的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了（venona project是美英情报机构联手进行的破译苏联情报机构情报的计划，“韦诺娜”这个词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含义，它只是该计划使用过的代号之一。——译者注）。参见“The 1944-1945 New Yorkand Washington-Moscow KGB Messages，”Venona Historical Monograph no.3（Fort Meade，MD：National Security Agency，March 1996），69-70。这份电报中提到的其他“反动派”有：国务院的约瑟夫·格鲁（Joseph C. Grew）、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和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众议员（查尔斯？·）伊顿（Charles？Eaton）和（索尔？·）布卢姆（Sol？Bloom）、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J.King）和威廉·莱希（William D.Leahy）、陆军上将（布里恩？·）萨默维尔（Brehm？Somervell）和乔治·马歇尔。它还把埃夫里尔·哈里曼说成“最刻毒的宣传反苏的人”。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一名情报人员听到哈里曼对美国记者说：“苏联的目标是统治世界，并想在[柏林]会议上占据支配地位。”
古谢夫从伦敦致莫斯科，1945年5月18日，引自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524；当时在丘吉尔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日期为1945年5月22日的英国针对苏联的战争计划，PRO，CAB120/161/55911，1-29；有关总参情报总局的反应，信息来源于作者对米哈伊尔·米尔斯坦的采访，莫斯科，1990年I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