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方舟（第6/9页）

令戈尔巴乔夫大失所望的是，讨论政治条约的议程已经从10月11日的国务院会议日程中删除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告诉戈尔巴乔夫，直到12月1日乌克兰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投之前，乌克兰议会已经投票通过，将暂不参加新联盟条约的谈判。戈尔巴乔夫很明显对乌克兰立场的重大改变感到不安。因为克拉夫丘克先前是参加谈判的，前提是如果乌克兰公投没有通过议会投票宣布乌克兰独立的结果，那么乌克兰将加入联盟，也就是克拉夫丘克认可的邦联制国家。现在乌克兰完全退出了谈判。戈尔巴乔夫提议国务院呼吁乌克兰议会终止自己的决定——暂不参加条约的前期谈判。

克拉夫丘克说：“乌克兰议会坚持自己的决定。”

“上帝与你同在，我们都该扪心自问。”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回答。[19]

对政治联盟的讨论已经撤出了日程表，所以经济协议在10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变成了中心议题。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亚夫林斯基阐述了协议的内容。这是亚夫林斯基第三次试图说服施政者接受其经济转型方案。第一次是在1990年，他提出实现苏联市场经济转型的500天计划。该计划实施不久，就被戈尔巴乔夫在当年秋天终止了。1991年7月，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的杰佛瑞·萨克斯一起准备了另一套经济改革的方案，并且在伦敦召开的“七国峰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方案。第一世界的领导人认为这套方案论证得不充分而弃之不理。现在亚夫林斯基提出了一个改良版的计划，以适应岌岌可危的苏联新形势。

切尔尼亚耶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认为亚夫林斯基向国务院提交的协议草案非常好。他认为亚夫林斯基的陈述“对于无知的共和国领导人来说是一次学识的灌输和文化的启蒙”。切尔尼亚耶夫认识到共和国领导人没有能力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对此他惊讶不已。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尚古主义很引人注目。”切尔尼亚耶夫很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在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成长、逐级被提拔起来的共和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能对市场经济的原则了如指掌。尽管亚夫林斯基一直努力劝阻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共同管控中央银行，因为他们很清楚共和国的利益以及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利益。[20]

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会给共同金融领域带来什么好结果，这也让切尔尼亚耶夫和潘金坐立不安。潘金是苏联外交部长，同时也是莫斯科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潘金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目睹了国务院的争论后感到无比震惊，曾经无所不能的中央“现在被挤到一个小房间，一半的代表是独立的共和国的领导人”。潘金恐惧地看着这些新领导人，他们决定着国家一切人事的命运。“国务院中这些陌生的新人是谁？这些来自苏联边远地区的新可汗又是谁？”他回忆道。

潘金说克拉夫丘克让他想起果戈理塑造的一个人物——即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满足和妄自尊大”的“胖”男人。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穆塔利博夫让潘金想起一段话：“一个年轻的街头恶棍，长大以后和他的坏伙伴失去联系，但他从来不能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土库曼斯坦的领导尼亚佐夫就像是一位“一流的集体农场的场主”。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则像”20世纪20年代地方上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46岁的阿卡耶夫是苏联著名的光学专家，以前担任过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的领导。他是中亚领导人中唯一反对政变的总统。对于潘金而言，所有的共和国总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乡巴佬，不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大国。[21]

潘金和切尔尼亚耶夫都感到沮丧，几十年来，他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开明的党政干部不得不服务于由各地方高层派驻到莫斯科的党内大佬。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能根据他们的标准，乐于学习并改变自己以及自己的国家的乡下人。但是戈尔巴乔夫现在迅速失势，就像他所热爱的国家一样濒临瓦解。摆在他们眼前的是，权力转移到了一群殖民管理者那里，他们发现这些人比以前的高层更不开化，以前的高层因为在莫斯科待了数年，已经了解了帝国的错综复杂。野蛮人正在接管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