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反抗（第3/8页）

军队在莫斯科平安无事，局面皆处于掌控之中，政变策划者认为是面对公众，向苏联人民和国际社会表明立场的时候了。许多外国记者和经筛选过的苏联记者被邀请参加晚上6点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几周前，就在这里，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政变前一天尚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亚纳耶夫，重压之下尽显疲态，他无法想象自己是此次事件的领导者，并被委以重任，向公众宣布此事。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总理巴甫洛夫拒绝面对公众——他们将在幕后策划政变，但是包括内务部长普戈在内的其他策划者都和亚纳耶夫一起坐在长桌之后，面对数以百计的国内外记者。[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亚纳耶夫说出了新闻发布会的开篇词，“就像你们从媒体报告中得知的情况一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为健康状况的原因，无法履行苏联总统的职责，副总统已经临时接管并且行使了总统职责。”

他继续强调，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他承诺就新联盟协议尽可能组织最广泛的讨论。亚纳耶夫发言结束后，记者可以向他本人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提问。那天下午，委员会已经下令查封所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莫斯科报纸。这样到了晚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完全被他们掌控的媒体，去传递他们希望公众看到的政变实施者的形象。大厅里架了多台摄像机。政变策划者的心思很简单：新闻发布会将由自己人操办，即使有外国记者问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也会被忠诚记者所提出的“正确”问题抵消。

发布会最初进展顺利。那些“可靠”的记者提出了设计好的问题，帮助亚纳耶夫证明他们采取的特别行动和反对叶利钦开展活动是正确的。一位《真理报》记者说，叶利钦号召的大罢工“将导致最大的悲剧”。接下来一位外国记者的问题拉开了具有杀伤力的炮轰式提问的序幕。外国记者可不管那些条条框框，他们不断地向亚纳耶夫提出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的问题，还指出这次政变是违法的。

但是最沉重的一击是来自本地记者的提问，一位来自被政变者查封的《独立报》的年轻记者塔蒂亚娜·玛基娜，没有收到邀请，却悄悄潜入了会场。当毫无察觉的新闻秘书喊到她时，她的胆大妄为震惊了全场：“你能不能说说，你是否承认昨晚你们发动了政变？你更愿意把它比作1917年还是1964年？”这话指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赫鲁晓夫的免职。

亚纳耶夫巧妙地回避了问题，他说这两个先例都不适用于这种特殊情况。然而，一位外国记者随后的提问同样尖锐，记者问这些政变者是否和1973年智利政变的领导人皮诺切特将军（1973年至1990年为智利军事独裁首脑。）商量过。与会者哄堂大笑，鼓掌喝彩。新闻秘书要求会场恢复秩序。为了进一步回答提问，反击对于委员会行动违反宪法的种种指责，亚纳耶夫承诺苏联议会将于8月26日召开会议。他还特地向与会者担保，他是忠诚于自己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的，他正急切期盼着戈尔巴乔夫身体康复后的回归。就在记者会召开前，亚纳耶夫接到消息，戈尔巴乔夫要求恢复他在福罗斯住所的通讯，并且提供飞机将他载回莫斯科。这一要求被拒绝了。然而，警卫重新接通了他的电视电缆，这样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家人才能观看到记者会。[5]

对于政变者而言，记者会算是失败了。一个疲惫的政府官员，头发灰白，面色不佳，为了遮住秃顶而剪了奇怪的发型，声音发颤，淌着鼻涕，一双不安的手不知该搁在哪里，这一切都通过电视转播传到了全国。亚纳耶夫在国内名望不高，那些认识他的人把他视为平庸之辈，这一切证实了人们最糟糕的预期。记者会已向全国人民显示了，政变当局不仅受到争议，甚至还很滑稽。

事实上，这些政变策划者并没有完全掌控苏联电视台。就在那天深夜，官方的新闻节目《时间》不仅播出了紧急委员会宣读声明和新闻发布会的召开，还播出了通往白宫路上的情况——叶利钦的支持者正在那里设置路障。现在，莫斯科市的每个人不仅知道可以抵抗，还知道上哪儿去参加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