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会议（第5/10页）

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管理精英中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并且与之建立了联系。这两个人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有着直接关系。一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守护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另一位是克格勃的掌门人，日后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正是靠着这两位盟友，戈尔巴乔夫才有可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日薄西山之际，走向了莫斯科。[9]

直到1979年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担任分管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除了偶尔跟随中低层的党的代表团出国考察外，他几乎没有参与任何外事活动的机会。然而，他学得很快，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短暂任期中他赢得了更加重要的职位，直至1985年3月就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苏共总书记。主张自由政策的莫斯科顾问终于发现这位高层人物已经准备好倾听意见，并且愿意冒险尝试改变国内外现状。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拥有相对宽松的，如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早年那样的亲善政策。他们私底下也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仰慕者。“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者企图建立“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但是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了。

赫鲁晓夫公开谴责了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的恐怖行为，这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祖父母就曾被斯大林时期的警察逮捕过。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室友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则是“布拉格之春”的策划者之一。戈尔巴乔夫不仅是一位难得的倾听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行动者。

在内政方面，戈尔巴乔夫开启了“改革”——确切地说是“重组”，以此弱化苏共对计划经济的控制，同时引入了一些市场要素。他还启动了“开放”政策。“开放”一词借用了苏联反对派的说辞。他这么做，弱化了苏共对媒体的控制，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重新采用了勃列日涅夫的亲善政策，不过最终他完全抛弃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干预东欧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让里根和老布什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位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死在他们的前面，而且准备就削减核武器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就任后不满一个月，就终止了在东欧地区部署苏联的中程导弹，几个月后，他邀请美国方面一起将双方战略性核武器削减一半。

1986年11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差点签署了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这可着实把他们的顾问吓倒了。阻碍美苏签订协议的绊脚石是里根坚持要发展他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认为，倘若美国人真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苏联将处于不利地位。和谈因此陷入僵局，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暗无天日的冷战岁月。

可是，谈判还是重启了。苏联“氢弹之父”，同时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使戈尔巴乔夫相信，“战略防御计划”不过是里根总统的黄粱美梦。1987年，苏联领导人飞往华盛顿签署协议。该协议通过了限制美苏核武器发展和拆除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的内容。如今时间来到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拿着“欧洲导弹”制造的钢笔，打算签署一份新协议，根据协议，大西洋这一侧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和另一侧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远程核武器数量都要削减。[10]

就在莫斯科峰会召开前的数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捍卫他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尽管苏联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以及国内外那些善意的人们都坚信没有苏联的民主化转变，苏联的体制改革难以进行，然而，在实际中，苏联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没有很好地协调发展。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可是新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更未见成效。

另外，苏共结束了对媒体的垄断，并且自1917年以来首次敞开公开批评的言路，政治的公开性激怒了党内人士。而且，随着经济愈加困难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戈尔巴乔夫受到党政干部和改革派的双重抨击，因为改革派主张参照波兰和其他苏联前东欧盟国的模式，进行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