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答《深圳商报》特约记者汤万君、魏甫华先生（第5/5页）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要拖到1913年。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大清帝国的江山也就坍塌了。

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是根本而不是策略

问：您在《政治策略》一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一个是不守法的反对派。

袁：没有多元力量牵制，任何人执政都可能滥用权力。有了良好和正常运作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独裁者也会在重重压力下就范。

袁世凯、段祺瑞是北洋政府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铁腕人物。他们干了不少违法勾当。当时是20世纪中国民间社会发育最好的时期，为什么没有迫使他们走向民主、法治、共和之路？

翻检20世纪的革命文献，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夺取政权的方法和策略，如何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即使谈到，也是作为策略去考虑，服务于夺权这个根本目的。

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国民党是最大的反对党。可是，它先是为袁世凯打保票，说他是忠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孙中山干脆放弃政治家的职责，不致力于监督政府，转行做企业家，开出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空头支票。1913年，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多数舆论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凶手已经抓到，凶手与国务院有关官员的来往电信也已搜获并已公诸报端，传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的传票已经发出……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进行“二次革命”。结果一败涂地，反而给袁世凯抓住把柄，取消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他失去牵制力量，不但摆脱了被动的困境，而且顺利称帝。

在对付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时候，孙中山及其支持者选择的也是拉起一支队伍，占领一块地盘，用武力去“护法”。在自己支配的地盘中，却不把公民的自由放在眼里，仿佛挂起革命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是与民主、法治越走越远，直至建立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这些政治家不理解，武力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用的。法治和民主的根基在强大的公民社会，在独立的舆论监督，以及善于运用和平斗争手段的反对党。这些观念不被广泛接受，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平稳发展是不可能的。

没有法治观念的教训是非常沉重的。

问：您平常的生活一般除了读书写作之外还做些什么？

袁：我最喜欢的是散步，每天走上一万米才过瘾。还有就是看小说，看各种各样的杂书，听听音乐。偶尔看看电影。老想去游山玩水，但好像老忙不过来，只好一次又一次把机会放弃了。不过，我已计划好十年后开始还债，以玩为主，那时有什么好玩的可不要忘了我！

2003年7月31日星期四于广州中山大学

刊载于2003年8月9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