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第5/6页）

傅斯年他们对这些基本态势不会茫然无知。可是，对如何改变这个局面也有明显的盲点。

盲点之一是对建立以民间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保障自由的重要性缺乏彻底的认识。当时官僚资本胡作非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傅斯年也没有停留在抨击某个大官贪污这些表面现象，而直指官僚资本制度。他说：“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这些官僚资本往往打着国营的招牌，但他们“化国为家”，“这是‘国赔’而已”！这些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可是，他又认为“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112 他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无法解脱，其中蕴涵着他的一个认识误区。

从办《新潮》开始，傅斯年就向往社会主义。1945年他又重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念念不忘“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融合”。113 这是当时自由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他们没有哈耶克那样的睿智。傅斯年甚至认为：“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因而‘契约’‘信用’等等名词都非绝对性……政府应该有权修正。”114 在国民党的语汇中，所谓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实际是官僚资本的华丽外衣。傅斯年不懂得肆意侵犯乃至没有了真正的经济自由，社会上剩下一个或几个雇主，公民只能被迫一切都听命于这些雇主，自由也就化为乌有了；而摧毁了信用、契约等支柱，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权利和命令就会取而代之成为运作的动力，自由的基础也就随之坍塌了。当时迫切的任务是抗击官僚资本的垄断和他们利用政府权力对公民经济自由的侵害。傅斯年不但没有为经济自由呐喊，反而从抽象的公平出发，一再鼓吹征用私人财产。

另一个重大盲点是怎样形成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从全能型的专制政权转变为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胡适、傅斯年他们曾经认真考虑过组织反对党的问题；特别是胡适曾直接向蒋介石提出非有反对党不可。不过，不但他们自己迟疑不决，当其他政治力量冀图有所尝试之际，傅斯年又作了不适当的挑剔。在他看来，“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不管他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明显地体现了他内心的担忧。接着他又说：“国民党要交出政权来，容或有之，然而残余势力如北洋派、安福系、研究系、政学系等，都没有这个资格起来接受。”而当时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力量，如广州的胡汉民及其支持者做的不过是“撤退的文章”。115 这就凸显了他的一个认识误区：不是从建立民主制度的角度去考虑稳定中国的长远大计，而苛求在野的政治势力。

在民主政治中，只要通过选举，胜者都可上台，被称为“残余势力”的人既未剥夺公民权，怎么就没有“这个资格”呢？除了这样的基本概念错误以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讲这些话的前几个月，研究系的健将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联合罗隆基、黄炎培、梁实秋、罗文干等人正好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并创办了《再生》月刊，发布了这个党的政治纲领。这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正义事业。国民党内的粤系等非主流派系对蒋介石的独裁的抗争有利于推动国民党改造，也不应承受那样的苛责。何况“取而代之”和执政党必须受到别的政治势力严格公开的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国民党当时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收获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40年后，它才在台湾摆脱自己锻造的这副枷锁。这期间胡适曾一再劝说蒋介石抛弃这副枷锁，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支持雷震办《自由中国》，筹组中国民主党，国民党的回应是镇压！副产品是培植了又一极端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