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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格雷爱她。他长她十五岁，从不苛求，彬彬有礼。几年过去，她逐渐对他有了牵挂，但也仍然带着孩子气的任性、易怒和缺乏耐心。

他接受了伦敦圣公会的工作成为了宣教医师，工作地点一路从罗德西亚、肯尼亚直到祖鲁。虽然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何会对她眼中的黑非洲那么殚精竭虑，她还是接受了这一切，更为了配合他做好工作，接受了一份单调乏味的教职。

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因中风而逝世，而给她留下的只有区区一百五十镑，供她度过余生。命运再次无情地打击了她。但她靠着在开普敦给一位英国公务员当家庭教师的收入，又一次挺了过去。

这段时间里，她对布尔人的民族主义逐渐发生了兴趣，于是定期参加某个曾于战时打过交道的极端组织的会议。这些会议都致力于让南非从大英帝国治下摆脱出来。一次会上，她结识了汉斯・梅耶，一位德国土木工程师。尽管他比她小了十岁，一段罗曼史还是一发不可收。这使她感受到了自初嫁以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体味过的吸引力。

实际上，梅耶是德国海军情报部门驻在开普敦的特工，专司在南非搜集关于海军设施的情报。而乔安娜・格雷的雇主恰好为海军部工作，乔安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某些文件拿到手，待梅耶拷贝后再送回原处。

她欣然为之。不光因为他身上真正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这是她一辈子头一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她要一报还一报。

梅耶回到德国后，保持着跟她的通信联系。而一九二九年欧洲经济大萧条，大半个世界的人都感到天塌地陷之时，乔安娜・格雷却终于时来运转了。

诺威奇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来信，告诉她说先夫的姑姑亡故，在北诺福克郡的斯塔德利村外给她留了一幢小木屋，还有一笔每年四千余镑的收入。只有一个问题：老人家乡情难舍，因此这份遗嘱有个严格的前提条件——乔安娜・格雷必须搬到那里去住。

“到英国去住?”她简直如芒在背，可要不然怎么办呢？难道继续这么过下去，做上流社会的附庸，最后潦倒一生？她从图书馆借了本关于诺福克的书认真读，尤其不放过关于北部沿海地带的章节。

光是名字就让她懵懵懂懂了。什么斯蒂福基、莫尔斯顿、布雷肯尼、近海的克雷、盐沼、乱石滩……她对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于是她给汉斯・梅耶写信倾诉自己的困扰。梅耶很快回了信，信上鼓励她搬过去，还答应一有机会就尽快去看她。

这是她这辈子最为得意的一笔。所谓的一幢小木屋，原来竟是横亘半英亩的院落，还有一座乔治王时代的精致屋舍，带有五间卧室。当时的诺福克郡，仍然是全英格兰最为贫瘠的地方，从十九世纪开始到现在几乎没见到什么改变。因此，在斯塔德利这种小村子里，她被当成了富婆、一位头面人物而受到礼敬。此外还有件不寻常的事——她发现这盐沼和石头滩原来相当吸引人，她爱上了这个地方，寻觅到了此生未有过的快乐。

那一年的秋天，梅耶来到英格兰，看望了她几次。他们一起散了好久的步。她把这一切都展示给他看，让他看连天无际的海滩、盐沼，还有布雷肯尼角的沙丘。关于开普敦的时光和她帮忙搞情报的事情，他只字不提；关于他现在的活动内容，她片语未问。

他们的通信一直持续着。一九三五年，她到柏林去看他。他让她看到了民族社会主义[11]在德国的事业。她深深地浸淫在了耳濡目染的一切之中——狂热的集会、随处可见的制服、英俊的小伙子、欢笑喧腾，还有快乐的妇女和孩子。她完全认同了这所谓的“新秩序”——事情早该如此啊。

有天晚上他们看戏的时候，她在某个包厢里看到了元首本人。于是散场后他们漫步在菩提树下大街时，梅耶平静地告诉她说，自己在替军事谍报局做事，还问她是不是愿意考虑为他们工作，成为一名扎在英国的特工。

“好啊。”她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整个身子都沉浸在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雀跃之中。于是，在六十岁上，这位英国上流社会的贵妇，成为了一名间谍。她在人前无忧无虑，穿着花呢衬衫和毛线外套漫步在乡间小路上，后边还跟着她的爱犬；她两鬓斑白，精神却愉悦，因为她书房墙板后面的密室里有部无线发报机，在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馆里还有接头人。大量的情报从这里在外交邮袋中被送到了马德里，又呈到德国情报机关的案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