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九章（第3/9页）

“徒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处，闻志在北洋。”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令人无从判断，法军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为质”来勒索兵费，还是大举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论如何，福州势急，北洋势缓，目前当然救急为先。醇王对于张佩纶的“纶必不归”那句话，颇感欣慰，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则诱敌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机聚歼，即令起初仍旧受挫，亦无大碍，只要援军接得上，终可反败为胜。

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熟悉，当时提出建议，一面起用鲍超，尽速召集旧部，添募新兵，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送鲍超所部，自大江东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解交福建，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

谈到这里，已经过午，醇王又匆匆赶到宫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当天便有两道“明发”，一道是宣战诏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议处”，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再则亦不服老，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尽瘁”之时，一口答应：“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

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报》，已经全文发布，通国皆知，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

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颇露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马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马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气，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出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其余连奕劻在内，共有九个人，一起交部议处。

就在这时候，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折严劾阎敬铭，说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所以吴峋反受申饬。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换了六个。事由张荫桓而起，受连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润，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退出总理衙门，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还多。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何如璋内召，这都还在意中，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这位号称“铁汉”的言官，一向以搏击为能，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而居然会入值总理衙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