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四二章（第5/15页）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