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慈禧前传 第九章（第14/29页）

弹章上有黄宗汉的名字，恰好符合了恭王的心意。他的痛恨黄宗汉，由于和议而来。早在咸丰七年冬天，黄宗汉继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其时英俄两国兵舰已停泊吴淞口外，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此时议和还不会太吃亏，所以当他赴广州到任，经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苦苦要留他在那里与洋人开谈判，但黄宗汉知道广东民气激昂，如果他在上海议和，到任必不为地方所欢迎，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一切，取道福建，到广州接了督署的大印。

因为这一耽误，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内犯天津，而黄宗汉在广州，还在迎合民心，以一股虚骄之气，鼓动民团作无谓的抗争，把局面越搞越坏。但亦终于由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经过美国的调停，与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关税税则，换约，以及交还广州等等谈判，在上海开议。那时黄宗汉已回到上海，桂良自然要问问他广东的情形，好作谈判的准备，那知道他竟避不作答。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桂良一谈起来，就要动气。

恭王在实际接触到国际交涉以后，认为弄成这样不利的城下之盟，以及和议再一次决裂，演变成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天子走避，只顾自己功名，不顾大局艰难的黄宗汉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这样一个误国的疆臣，因为依附肃顺的缘故，当时竟能调任四川总督，越发让桂良和恭王，咽不下那口气。

因为这些缘故，陈孚恩和黄宗汉的前程，当恭王复起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终结，而当劈柴胡同肃顺家被抄，搜出那些暧昧不明的信以后，陈孚恩就连脑袋都有不保的可能。但办事有一定的程序，整治“党援”，必须等正犯先议了罪才能动手。

梓宫是十月初三到京的，由德胜门进京城，东华门进禁城，奉安皇帝正寝的乾清宫，接着举行祭典，恩赏扈从官员，忙了两天，到了初五一早，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翰林、御史，齐集内阁大堂，等恭王和三位大学士一到，随即开始会议，公拟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谕旨上指明派恭王召集这个会议，因此由他先发言。恭王事先是有了准备的，采取一种奉旨办理的态度，所以未曾开口，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从容说道：“奉两宫太后面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逆行，令人发指。两宫面谕此三人的罪状，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看着纸上的记录，念出载垣、端华、肃顺的罪名，共有八款：

“一、大行皇帝弥留时，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乃造作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且于召对时言‘臣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即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余之事。’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三、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

四、肃顺擅坐御座，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

五、内旨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遵。

六、肃顺面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至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扬抑，意在挑拨。

七、肃顺于接奉革职拿问谕旨以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

八、肃顺扈从梓宫回京，辄敢私带眷属随行。”

念到这里，恭王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接着又说：“还有载垣等人招权纳贿的情形，我想大家都也知道，涉于琐细，不必在这里列举了。至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五个人，应得何罪？亦请各抒高见，以便秉公定议。不过有一层，我要特别向大家说一说，初九是登极大典的好日子，皇上践祚之初，不宜行诛戳之刑，所以我们要赶紧定议才好。”

这话已说得很明白了，要行诛戮之刑，而且就在今天要决定，那还议些什么？翰林、御史中颇有人不以恭王的话为然，但要反驳，得先考虑一下后果，这一考虑，一个个便都默不作声了。

不过许多耿直的人，惊诧不满的，还不止于恭王这种一手把持的态度，而是他所宣布的载垣等人的罪状，谁也不知道那八款大罪，究竟真的出于两宫太后之口，还是恭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反正第一款，也是最重的一款，是“欲加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