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春秋“诸侯”怎样被架空（第4/4页）

所以在春秋后期，士的追求，就从原先的为奴隶主贵族“执王命”，变成了这时期的“陪臣执王命”。也就是说，打着“执王命”的旗号，真实的做法却是“陪臣”。而且也有很多的士，在长期的积累中，随着实力的提升，开始去反抗自己头顶的卿大夫。比如鲁国季氏的家臣阳高，在背叛自己的主人时，他的手下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小政府，并且自己豢养了大批的家臣，他和季氏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可见当时的士，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实力。而且许多的士，在地位提升以后，也开始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主人。比如晋国时候著名的“死士豫让”，他最早是范氏的家臣，因为范氏对他很轻慢，所以就离开了范氏，投奔了另一个卿大夫智氏，因为智氏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和待遇，所以他之后誓死为智家效力。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在春秋后期，士的变化有两种，一是不再处于奴隶主贵族的底层，相反成为了新兴卿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对于卿大夫来说，谁能拥有出色的士，谁就能在争斗中从此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就是士已经不再是奴隶主们可以随意转送的产品，相反拥有了独立的地位，可以自己选择效忠的主人，并且在遭到主人的不公正对待后，他们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反抗。对于急于夺权的卿大夫们来说，士既是他们忌惮的力量，又是他们急于拉拢的对象。从利益共同点上说，士和卿大夫有着相同的利益，他们都是从旧体制里脱胎而出的新阶层，传统的国君奴隶主们，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种利益关系，也使得他们因此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后来的卿大夫夺权运动里，士其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士本身阶层也在分化瓦解之中，高下的分化特别厉害，比如著名的儒学宗师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士，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士，他们周游列国，得不到土地和人口，一生不得志。但是在当时，士已经不仅包括那些横刀立马的武士们，还有武功高强的游侠，更包括了大量文化群体，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是作为“士”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来源也更加驳杂，比如孔夫子，他的祖先是鲁国的大贵族，但是到他这一代却成了士，等于是破落了。又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但靠着经商致富后，他有了士的身份，而且富可敌国，成为能够带着大批车马招摇过市的“暴发户”。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更惨，他是自耕农出身，后来也在鲁国做到了高官，这些鲜明的事实，昭示了整个西周宗法制社会完全崩溃的过程，对于中国新国家体制的确立，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对于春秋时代的伦理纲常冲击最大的，是大批没有任何贵族背景，出身卑微的士，不断有人飞黄腾达，做到诸侯国的高官，卿大夫的家臣，建立自己不朽的功业，这不止是这些人本身的“个人励志故事”，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此开始出现了条条缝隙。在这个乱世之中，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也有可能成为凌驾于贵族之上的人上人，这个任何人都能成功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而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就是从夏朝时期开始确立的中国世官制度，即官员的世袭制度。比如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在鲁国做官，但是他们的官职并不是世袭的。因世官制度国家行政体系的划分也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春秋初期，官员并没有“文官”“武官”的区别，通常都是文武合一的。随着士的出现，尤其是士的身份的分化，大批士进入权力的高层，中国传统行政官职的划分，也开始出现了分化，文职和武职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比如春秋晚期的鲁国、齐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区别，同样级别的官员，也从此有了文职和武职的不同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大批士的活跃，在当时的各国出现了一批出身于宗法制度之外的，不具备任何世袭官职的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往往从属于卿大夫，成为卿大夫扩充权力的重要保证。宗法制的崩溃和新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都是从此开始的。而随着卿大夫权力的日益膨胀，国君被架空，在春秋后期，比如晋国这些国家，他们的国家大权，主要掌握在执政的卿大夫手中。卿大夫们的真实角色，就是国君，而从属于卿大夫的士，即卿大夫的家臣们，也就变成了原来的卿大夫。但是这些人更希望能够获得名分，为了这个名分，大规模推翻原有国君的政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