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明朝最牛经济学家邱浚（第2/5页）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

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