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第6/14页）

于此可知，在祖大寿未降以前，其部属始终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实上祖大寿令子侄投降，或许亦有布置内应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极可能受祖大寿的指挥而反正。"乌真超哈"、"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皆满洲语，即汉军、都统、副都统。"额真"后改"章京"，此一满洲官称与"戈什哈"（护卫)至清末未改，亦为汉人得以任职的仅有的两个满洲语官名。

至于"收吴三桂家族于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后，《清史稿》所记稍有未谛，《贰臣传·祖大寿传》于大寿奉命招降吴三桂不从下接叙：

是时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关外五城，别由黄崖口入蓟州，越京师，略山东郡邑。

八年正月，大寿奏言："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伏睹皇上宽仁神武，一统之业，朝夕可定；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识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守宁远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此为祖大寿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寿经数月观察，已知明欲灭清，大非易事；而明则内困流寇，复有清兵不断破边墙而入，长驱南下，大肆掳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而明朝终必在此双重艰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则与清兵相持，兵连祸结，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寿特建此策，固为清谋，但亦为明朝及关内百姓筹一条生路。祖大寿坚毅深沉，受孙承宗、袁崇焕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犹复孤军坚守锦州达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国的武德标准定得太高，作战非胜即死，遁走亦且为辱，遑论投降？但祖大寿采取比较实际的观点，前面引述过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时，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语："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不能尽忠报国，唯惜身命耳。"话虽如此，能为国还是要为国，孤城困守，析骸为炊，此种非人生活过了十一年之久，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事。设非松山之败，他还可以在锦州守下去。平心而论，祖大寿实在很对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后，为清建策，亦仍有卫护明朝及关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见用，明朝及关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尽得山海关五城(合锦州、松山、杏山为"关外八城")，则明清正式形成对垒之势，清兵不必再由墙子岭、黄崖口破边墙而入，肆行海盗式的掳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关为界，而以关西至滦河为缓冲地带，达成和议，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时守关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帅，集兵达五十万之众；移入关内，以剿流寇。吴三桂、左良玉力足以办贼。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三年增赋百六十五万，皆为"辽饷"。此外所谓"练饷"(团练)、"剿饷"，亦与备辽有关，前后总计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以上。吴三桂移兵入关，不必再有转输困难的辽饷，财政上的压力自可减轻。

但因其时阿巴泰所领明兵征山东者，尚未班师，故其言不用。未几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济尔哈朗攻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唯旋即退出，并未照祖大寿的计划，迫使吴三桂撤回关内，是必有高人看破机关，乐见清兵能吸住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军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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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崩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嗣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时方六岁。在此十七天之中，多尔衮曾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有过激烈的争夺，但官书已灭其迹，只能从残余的记载中窥知一二。试为钩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节：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