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第5/11页）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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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