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3章 迟到的反省（第3/4页）

听了姓唐的学者的问话，张学良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的？”

“我记得那是在1954年，我在见过蒋公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我认为自己‘当时对共布党认识不清，为了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张学良说道，“今天在这里，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您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公对我的囚禁。1991年我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我进行采访，我解释过我为何决定送蒋公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我那是叛乱，不得不负起责任。’”

“您发动‘西安事变’，不是为了逼蒋公抗日吗？”

“蒋公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我有严重分歧，蒋公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共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当时蒋公深知双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公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先生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先生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先生为此专门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也是这个道理。”

“那您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呢？”

“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我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我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我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但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率军和共军交手两次后，两次皆大败。你知道，我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我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大烟、女人，我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蒋公和胡适先生那种水平；而且我对蒋公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是以铸成大错。”

“您这么说太谦虚了吧？我记得您19岁就被任命为旅长；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发动西安事变那一年，您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公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啊。”

“不行不行，我是没有那个本事的。我还有另一个要命的东西，是我的东北人性格，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我这样的知识水平，又有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唉。”

“您觉得，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要知道，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不瞒你说，我是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我告诉你一件事，其实在捕捉蒋公前的师军长会议上，我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我当时回答，‘先捉了再说。’我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我这种人共事，做我长官头痛，做我部下倒霉，结果就是害朋友，毁部属。唉！”

“说您做事全无计划，恐怕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您曾秘密和共布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文章也说，您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布党，如今共有国际否决您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您与共布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