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泛滥与恐慌（第15/18页）

很快，统计数字开始揭示这种流血事件的程度。当美国联邦调查局把美国的城市按照犯罪活动发生的频率进行排序的时候，前十名的城市中有三个都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劳德戴尔堡和西棕榈海滩。迈阿密是这个国家的第四十一大城市，在美国的谋杀案民意调查中却不断名列榜首，比纽约的谋杀案多出两倍——纽约人口是迈阿密人口的二十倍。从1979年到1981年，谋杀发案率翻了一番。很快，到处都出现了尸体。当局建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红酒”，专门对付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但是他们打的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这里有这么多的尸体——引自当局对此的评论——有一次戴德郡（迈阿密所在的地区）不得不租用冷冻车来拉多余的尸体。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尸体中有四分之一是用冲锋枪打死的。

到了1980年，据估计每天夜晚都有八十架飞机往佛罗里达的陆地上空投毒品，人们广泛认为，这个州最大的单项收入来源就是贩毒。光是从大麻上赚的钱就比旅游业要多的多。由于没收了太多的大麻，结果当局不再放入焚化炉烧毁，而是将之交给佛罗里达电力与照明公司，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炉子里烧了发电。据估计，仅仅1978年一年进入佛罗里达的可卡因价值就高达七十亿美元。

不仅仅只有迈阿密的犯罪统计数据开始翻跟头。随着非法现金的大量涌入，佛罗里达州的金融状况开始紊乱：1979年，迈阿密联邦储备银行报告说其现金神秘地出现五十五亿美元的盈余——比美国其他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的盈余总和还多。迈阿密的州立银行本来是为人口低于350，000的城市提供资金服务的，现在也开始为其他十二家联邦银行供应现金。人们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所有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毒贩子和他们的助手带着装满现金的箱子，运动包，甚至推着超市的小推车，定期到银行来存款。

当这一点被看穿，当局开始援引“银行保密法”（要求银行对每一笔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存款实行上报）的时候，一个新行业诞生了。毒贩子们雇用跑腿的往来奔波于迈阿密的各家银行之间不断存款，每一笔都比一万美元少一点。有时候禁药取缔机构成员会跟踪他们——结果发现他们像送旅游团一样坐着班车从一家银行跑到另一家银行，每到一站，他们就肩上背着装满现金的包排着队一个个下车，然后又上车前往下一站。他们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滑稽，永远都在排队下车或是排队进银行，结果禁药取缔机构用卡通人物的名字给他们起了个外号：蓝精灵。

当然，这些钱一旦进了银行，就必须被转移并洗干净，然后才能回到哥伦比亚去。最简单的洗钱办法就是投资房地产业。结果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一位经济学家估计说，在所有价值超过300，000美元的房地产中，有百分之四十属于海外公司所有，如果他们把资金撤出的话，会导致房地产业的萧条。

所有这些活动带来的后果是，整个美国的可卡因供应急遽上升。整个七十年代晚期，可卡因遍布整个美国大陆，结果一次全国性的家庭调查表明，1974年有五百四十万美国人尝试过可卡因，到1982年这个数字就提高到近两千两百万人。由于可卡因在佛罗里达之外的地方价格依旧贵得离谱，它变成了良好地位的象征：如果你使用可卡因，那么你就很富有，而在美国，如果你很富有，那么你就是“大人物”。正如保罗.古丁博格不加渲染地陈述的那样，“可卡因进入了主流。可卡因同七十年代的迪斯科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不管怎么说，要是没有可卡因，没有谁会随着这样的音乐跳舞，更不要说听它了”。不管什么迪斯科不迪斯科，可卡因确确实实回来了。

除了它的香槟形象之外，可卡因还有一个补充形象：人们仍然认为它根本没有危险。《时代》杂志在1981年刊登了一个有关可卡因封面故事，画着一个装满可卡因的鸡尾酒杯，上面写着：“全体美国人的毒品”。后来这家杂志因为这个标题受到嘲笑，但是它的确说明了一个问题——可卡因产生的作用同美国这种行动迅速的大都市社会所欣赏的东西一模一样：速度快，精力充沛和充满自信。蓬勃发展的雅皮一代素以不“做午餐”而闻名，他们需要一点东西来维持这个习惯，而可卡因则是有太多的钱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有钱的城市一族所需要的完美毒品。整个美国的随身用品商店和邮购服务的可卡因用具都卖得红红火火：镀金的刮胡刀片，金吸管，做成项链或是掉坠儿的金可卡因勺（麦当劳曾经一度停止发放塑料的咖啡勺，因为它们常常被用来测量可卡因的重量）。女人们说到要去“补妆”的时候不由眉飞色舞，“补妆室”也具有了全新的含义。1981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主持人约翰.卡尔森嘲弄说，大部分的奥斯卡奖都要归功于哥伦比亚，而不是“摄影棚——是那个国家！”自从伍迪.艾伦在1977年的影片“安妮.霍尔”中用鼻子吸食可卡因后，可卡因就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