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卷土重来（第5/9页）

比尔.威里斯本人第一次接触可卡因也不是在美国（当时可卡因在那儿还非常罕见），而是在他去意大利见的朋友那里。但是他们又是从哪儿弄到的可卡因呢？在寻找第一个再次发现可卡因的人的过程中，我决定给威里斯打个电话。后来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开始，威里斯对同我谈话不太热情。接着发现他住在马拉卡克。房子里没有电话。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同我谈谈1966年那时的鲁莽岁月。后来发现他显然不会给我回信，我又换了个策略：给麦卡特尼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保罗爵士愿意谈论自己三十五年前吸毒的事？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愿意。看，就是这样。

可卡因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诸如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引导潮流的人在使用它，还因为它一直同另一类兴奋剂安非他明保持着联系。安非他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同可卡因一样，它一开始也是作为神奇的万能药，春药和补品推向市场的。同可卡因一样，制造商吹嘘它能够治疗海洛因瘾——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点同可卡因相同的是，军队也靠服用它来试图提高作战能力，结果二战时作战双方的士兵都大量服用它（它非常受欢迎，就连战时的流行歌曲都这样唱道：“是谁把苯丙胺放进了墨菲太太的阿华田里？”）。战争结束的时候，复员的士兵便把安非他明也带回了家，于是这种药开始在平民人口中间广泛使用，它可以提高行为能力，消除无聊之感，还能减轻体重，然而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这种奇妙的药片。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安非他明完全无害，但是人们对它的广泛使用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对这种药的严重的心理依赖，精神抑郁症，循环问题和过量使用可卡因产生的那种偏执性幻觉。经常使用安非他明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六十年代早期他们常见的习惯作法是“西海岸转个圈”——司机开着卡车从美国的这个海岸跑到那个海岸，然后再跑回来，中间根本不睡觉。安非他明的确使得有些司机可以连续赶路；还有些司机给弄得晕头转向撞了车。不久，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药很危险，开始有人抱怨说应该对它采取措施。

由于医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明类药物是作为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枯草热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明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

六十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明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厂”。但是安非他明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八十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

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明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明的看法。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弗兰克.扎帕对你说一种药很危险，那它可能真的是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