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 （1857—1861）（第5/10页）

联军尽力维持广州的治安：增加巡逻队、管制交通、关闭一些城门。可疑的恐怖分子被剪去辫子做为标志，并被赶出城去。[68]但是，敌人太难捉摸了。而且，额尔金爵士担心不必要地刺激乡绅，禁止英国人到距城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巡逻。[69]联军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规定。6月1日，一个巡逻兵发现一大队乡勇（包括由陈桂籍领导的1000名新安人），在城外6英里处的白云山麓集结。6月3日，800名联军士兵攻击并打破了他们的营地，取得了小小的、但却鼓舞人心的胜利。[70]

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里进行了一场对外政策的辩论。鹰派，主要是都察院或翰林院中的汉人，吵嚷着结束谈判，回到同夷人武力抗争的路上来。[71]6月23日，御史们在辩论中失败。三天以后，桂良签订了《天津条约》。[72]不到24小时，皇帝收到了罗、龙、苏的奏报，他们将白云山的战斗描绘成团练的辉煌胜利。[73]这一密奏的消息，不知怎么泄漏给了政府中少数几位更主战的人物：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沈兆霖。这三名官员试图利用“胜利”的消息重新进行关于夷务政策的辩论，要求咸丰皇帝鼓励罗的夺回广州的尝试。“且粤民业经开仗，仇隙已成，势不两立，则朝廷即不听攻，百姓岂能歇手？如……阻止进兵，则民与官仇，深防激变。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74]。这与叶名琛曾提出的论点相同。皇帝也认为人民是必须安抚的；但是现在，条约已经签订了，英、法自然要结束他们的占领。事情已经办妥。[75]

但是皇帝错了，英法联军并不打算撤出广州。总督报告说，英国人正在修建永久性的兵营，巴夏礼正在组织一个有100多本地人做幕友的班子，以管理这座城市；罗惇衍也反复强调了夷人还呆在原处。[76]皇帝听到这些当然很关心。但是，中国眼下欠了英、法一笔巨额赔款，这些钱的一部分将出自广州的关税收入。即使英国人确实统治着城市，朝廷也不能采取会危及这笔收入的行动。咸丰帝知道黄宗汉所带兵勇的力量，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补充，如果团练能够成功，他是乐于批准进攻的。但如果胜负未可预卜，黄宗汉就不应贸然行动。[77]

1858年7月21日，在皇帝迟缓的决定到达罗惇衍手中以前，等待了很久的对广州城的进攻终于开始了。7千兵勇满怀信心地攻城，攀爬城墙。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人架在观音山上的大炮。炮火赶走了受到重创的团练，他们垂头丧气地撤退了。[78]

更糟的是，北京的新指示于7月21日的失败后到达，这意味着团练总局不能再进行努力来同城里的外国人对抗。三位团练大臣请求将他们的任务从办理“夷务”改为镇压匪徒。皇帝意在维持现状，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毋庸与闻。”[79]

7月的失利破坏了这场忠义运动的支柱。皇上否决进攻的流言四处传播，忽然间富户们对广东团练总局的命令也心存疑虑。资金来源开始枯竭。甚至仍在抗英的三元里团局，也短给一月口粮。[80]没有粮食和薪饷，雇来的乡勇就蜕化成了土匪。[81]混乱的循环重又开始。官吏们逃进城，甚至衙门中的职员也星散了。

幕友亦多星散回家。各属州县，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复。省垣为首善之区，刑政荡然，盗贼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热之中。[82]

协调的团练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与此同时，反洋人主义却没有减弱，没有集中领导的地方小股武装，仍不断地袭击联军。额尔金甚至在1858年9月同桂良在上海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结果。[83]英国人要亲自使农村感到他们的存在，亲自扫除反抗的中心或使他们丧胆。到12月，日常的巡逻已不限于城门，而扩展到广州四周的村、镇。这些巡逻队在1859年1月4日以前都没有受到袭击。可是1月4日那天，700名水兵在靠近设在石井的南海团练总部时，受到了袭击。那里的有些乡勇勇敢地向正在后撤等待联军官员命令的英国人开火。巴夏礼认为，如果石井总部不受到惩罚，那么别的地区就难以管理了。1月8日，在六艘炮艇支持下，1300名士兵向团练总部进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乡勇被打败，总部被占领，村庄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