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钞》序(第2/3页)

[3],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4]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因为这个缘故,启无选集前代的小品文给学子当做明灯,可以照见来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对于别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过在载道派看来,这实在是左道旁门,殊堪痛恨。启无的这本文选,其能免于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总之,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北平煅药庐 周作人撰

我给启无写《近代散文钞》的序,还是在两年前。到了现在,书才出版,再擎起原序来看,觉得这其间的时光仿佛有点辽远了,那里所说的话也不免有点迂远了,便想再来添写这篇新序,老老实实的论几句话。

启无编刊这部散文钞,有益于中国学术,文艺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点:

其一,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5]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了了。日本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上举出性灵一派与格调、气韵诸说相并,但是不将这派的袁子才当做公安的末流,却去远寻杨诚斋[6]来给他做义父,便是一例。中国誊录铃木之说者也就多照样的说下去了,启无这部书并非议论,只是勤劳的辑录明末清初的新文学派的文章,结果是具体的将公安、竟陵两派的成绩——即其作品和文学意见——结集在一处,对于那些讲中国文学的朋友供给一点材料,于事不无小补。古人的著作苟存于世间,其价值也自存在,不以无人顾问而消灭。公安、竟陵非亲非眷,吾辈本无庸扰扰为古人争身后之名,只是有此文学史上的材料而听其湮没亦自可惜,如得有人为表而出之,乃亦大可喜耳。

其二,中国古文汗牛充栋,但披沙拣金,要挑选多少真正的好文章却是极难之事。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平心静气的一想,未成正宗的新思想、新文章,希望公家来提倡,本来有点儿傻气,不必说过去的。便是现今的新文学,在官、公、私各学校里,也还没有站得住脚呢。退一步想,只好索解于民间,请青年学子有点好奇心的自己来看看吧。可惜明人文集在此刻极不易得,而且说也奇怪,这些新文人的著作又多是清朝的禁书,留下来的差不多是秦火之余,更是奇货可居,不是学生之力所能收留的了。在这里,启无的这部书的确是“实为德便”[7]。在近来两三年内,启无利用北平各图书馆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阅读,而且使难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畯亦得有共赏的机会,其功德岂浅鲜哉?平常有人来问我近代文中有什么书可读,我照例写几部绝板禁书的名目给他,我知道这是画饼,但是此外实无办法,现在这部散文钞出版之后,那我就有了办法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六日周作人序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