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第5/6页）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李济的挽联，既是对1936年去世的丁文江，1950年去世的傅斯年和新逝的胡适的共缅，也是一种自勉。古人谓“既念逝者，行自悼也”。

也许胡适最初的预感是正确的，那就是根本不能让李济讲话。于是，围绕胡适的死便有各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胡适的病情发作，是受了围剿的刺激，而李济就是参与围剿的一类人。也有更多的人指责李济不该在那种场合唱对台戏。11

李济为何要讲那些话，那些话是否冲犯了胡适？回答这些问题得研究李济在1962年2月24日前后的心态，也要追踪他的思想根源。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中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12这些观点深深地刺激着李济。1952年8月，他在为石璋如编著的《考古年表》作序时说：

中国学术界接受科学方法是很晚近的事，不必讳言。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诉中国的科学家说：“李希霍芬在中国调查地质总算有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与见识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始终不相信，中国的斯文秀才会放弃蓄长指甲、出门坐轿子并带一个书童侍候的习惯。”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欧洲科学家的法门；中国秀才不但不会学，也学不会的。但是斯文赫定说：“假如李希霍芬晚生五十年，他的意见就一定不是这样。”13

1953年8月，李济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他首先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面子观念的印象：罗素说，他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学生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却有些两样，要是不努力而告诫他的话，他们总表现得忸怩不安，而不是恭敬受教；好像所教导的话，使他们失去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完全以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过分地紧张，人生乐趣减去不少；但是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地说，愈是讲究面子的人，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同时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李济认为罗素的看法切中肯綮，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礼”为核心培植的中国文化主流涵育了“有称”的等差，这就是中国社会最讲究“面子”的理论基础，这样就跟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日渐分歧。旧教育的核心是从写八股到对对子。沉浸在巧妙工仗对联中的心灵，不易接受逻辑思维。使用由对联塑定其结构和性能的文字，对推进科学思想会产生许多不便；现代科学思想不迷信文字威灵，注重官觉与外部的实物接触，文字始终只是工具；今后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应以实物认识代替文字背诵；大学中近乎职业训练的教育应放在工厂内；做研究性质的科学，学生除本国文字外兼能用一种外国文字作思想工具，方够入学资格。14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去世的那一天）。李济向海外与会院士解说安阳出土器物的情景。左起：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李济、刘大中、李光宇。

李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