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4/10页）

8月至10月，考察团发掘了敦煌月牙泉墓地。10月在玉门关外发掘，获汉简三十余片。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济报告：“关于采集品之运输问题，西北公路局允免费一吨运兰，生拟返东后在兰过冬，将已运到之物开箱稍作整理并作较详之记载，然后返川。”121945年1月至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在大方盘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门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傅斯年、李济分别电函夏鼐：“运发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长一信，请其重新考虑；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13“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标本运否当决于朱先生（朱家骅）。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在兰存物及工作之处，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设法。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14

大漠荒野，风沙漫漫。西北考古的艰险非当事人难以想象。1946年2月25日夏鼐由兰州寄信给在重庆的李济，汇报了面临的困难，并希望恩师向傅斯年代为陈词：

傅先生来示，令生再作一季，秋间再返川，经费俟傅先生三月中旬来渝时当再筹划。在现下情况之下，设备不周，交通不便，田野工作实在困难，故生不拟在外久留；但傅先生如能筹得经费，生自当遵其命令，工作至秋间返川，否则亦可以去年余款作小规模之考察工作。……前接家电，谓家父病危。闻讯之下，忧心如焚，急欲返家一视，奈交通已断。生现拟最晚当于秋间返川，一俟渝温交通恢复，即行请假返里，不欲久滞西北，以免将来一旦交通恢复，而工作在手不易脱身。家父虽年近古稀（今年七旬），而身体素健，此次获疾， 当由于去秋故乡三度沦陷时筹划全家避难事宜过于辛苦所致。翘首东望，泫然欲涕。15

1947年5月，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掘墓坑时，夏鼐在回填土中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1944年8月3日，夏鼐致李济的信。

夏鼐等人西北考古的成功，也是史语所“集团研究”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夏鼐随时请示报告，李济件件及时回复，除了经济资助，也有奖掖与提携，如西北归来后，即向费正清推荐，“返后，适美国大使馆费正清夫人来，与李先生接洽明年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李先生介绍余与之谈西北考察事，见及余之照相及画绘，颇为赞赏，暗示此类材料与上述之普林斯顿大学所要求者殊为适合”。16

1947年，傅斯年出国就医，安排夏鼐代理史语所所务。夏鼐顾虑资历浅，难以服众。2月13日上午，夏鼐“与李主任（李济）商谈关于代理所务事，李主任允全力襄助，并指示以抓住Mr.Nai（那廉君，史语所秘书）则诸事好办。”四天后，“至李济之先生处，商谈代理所务问题，作最后之决定。”17次年，三十八岁的夏鼐晋升为研究员。

1948年，民国政府摇摇欲坠，人心浮动。3月21日，夏鼐致函傅斯年汇报工作，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18这年秋，吴金鼎患胃癌在齐鲁大学宿舍辞世。噩耗传到南京，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写了一段悲凉的文字：“今天得到了吴禹铭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