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第6/8页）

随着新政权的诞生，曾昭燏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1951年她被文化部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1954年任院长。她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中，1950年主持了南唐二陵的发掘。她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芜的祖堂山下的幽栖寺内，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发掘工作结束后，在她主持下出版了大型专著《南唐二陵》。1954年她又主持了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她还与尹焕章合撰了《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文。

曾昭燏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后，立了一条不成文的院规：凡是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她自己身体力行，不玩古董，还把收藏使用的清同治年间的瓷茶具捐给了国家。其实这条铁律即来自李济。1928年，李济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这一点上，分隔海峡两边的考古学家仍是心有灵犀。

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库房向工作人员讲解文物知识。

傅斯年娶曾昭抡夫人俞大絪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曾昭燏有亲戚之谊。在曾昭燏的回忆中，自认为受他思想的影响最大。当曾昭燏听说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在中国台湾不幸去世时，竟如晴天霹雳、悲痛万分，在办公室掩门恸哭。

受到重用的曾昭燏为努力跟上时代，阅读也在开始转向。她读刘少奇《论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里亚蒂《人类的唯一正确道路》、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伏契克《绞刑下的报告》等。从接受思想改造，到后来身先垂范。她在日记22中写道，1951年11月20日，她主动要求参加土改，“同罗宗真到西范井庄组织群众开会，斗争地主四人，令其自报财产，通夜未眠。”1952年3月29日上午，“向全院广播，检查南唐二陵发掘团的浪费与官僚主义。”8月2日，在全院大会上作自我检查一整日，“回忆前事，痛苦万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她捐款300万元及22枚银元，用于造飞机大炮。1953年2月24日，“听说毛主席已到南京，以为可能到博物院来，无心做事。”3月6日，“惊闻斯大林于昨日下午九时五十分逝世，悲痛不已，写誓词稿及唁电稿，七时起开追悼会。”年终时写道：“今年得见到毛主席是生平最大的幸福。”1955年3月3日，“撰写批判胡适思想委员会历史组工作计划。”她把胡适题赠她的《胡适文存》上交给组织。5月16日，晚七时半，向南京博物院全体干部作关于“美蒋劫运文物事”的报告，并进行座谈；18日夜，起信稿与《人民日报》，“为美帝企图劫掠我国文物事”。6月20日，“夜，写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9月17日，“同徐平羽谈解放前与李济在一起工作的旧事。”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的知名学者、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开座谈会，与会者在会上谈了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反右”运动开始后，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时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者。曾昭燏对这位“投身民主运动，纵论时局风云”的二哥素来崇敬。7月14日她赶到北京，“住在高教部宿舍，同曾昭抡俞大絪夫妇长谈。”15日“上午，与曾昭抡俞大絪夫妇谈话。11时到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谈曾昭抡的右派问题。下午，写信给统战部李维汉，要求同他见面”。7月18日“读曾昭抡这一年的日记，并作摘录”。19日“同曾昭抡挖‘章罗联盟’的阴谋资料一整日”。8月6日“到卫生学校看王淑娟，得知曾昭懿的神经已错乱。”9月2日“上午为曾昭抡口述材料做记录。写信与民族学院请追查费孝通。”——此时的曾昭燏从思想不通，到主动开始配合。

与此同时，曾昭燏的侄儿曾宪洛也同样遭遇不幸。曾宪洛与夫人郑秀琴生有曾宁、曾卫两个儿子，那时他们一家与曾昭燏一起住在南京博物院的宿舍里。戏剧理论工作者曾宪洛因与几位文艺界同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江苏戏曲工作的矛盾何在？》一文，被打成“江南草”右派反党集团的头目之一，受到最严厉的处置，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