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性难驯 多怀激烈游寿的困境与突围（第3/7页）

游寿到史语所是作善本书库管理员，属补缺救急的临时之举。1943年3月底，史语所善本书库的管理员王育伊“急于赴渝”，坐镇史语所的董作宾致函傅斯年，“继任育伊之人，乞兄注意物色”。这段话放在今天很不好理解，图书管理，无非是采购、整理、编目、上架，借出还回等，就像商店的营业员，只要大字认得一筐，钱不致数错，谁都能干。而当年史语所不同，图书馆是傅斯年建设新学术的重要保证。李庄史语所图书馆“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大间是汉籍书库，这无疑要算大后方唯一的文史图籍最完备的图书馆。最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书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栗峰山庄牌坊头。分存第三院。这里共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因此，除了史语所的同人阅读之外，许多有关系的机关团体，都有人在这里研究参考。”10史语所乃中国人文学术之塔的塔尖，这里的学者多是某方面的专家。因此图书管理员，要求通才。

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栗峰山庄牌坊头。

要求高并不等于待遇好。游寿在史语所负责善本书库。初到之时，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即对她的安排“降格使用”深感不安。1943年8月26日，那廉君有信致傅斯年，“闻本所本年度第二次所务会议报告事项中‘借调中博院游寿女士为图书管理员’一案有‘名次在那君之后’一语，窃以为未便，乞收回此意。”论资排辈，是史语所的惯例，但对游戒微显欠公平。

游寿的不快还缘于傅斯年的专断。她说：“……由于凌先生（凌纯声）和向先生（向达）是南京学友，有时互相谈谈所学，有时也流露出依人之叹。”11傅斯年办史语所，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之衰歇，提出振兴救弊的主张。他说：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史语所进人，傅斯年多是挑选北大生，他对金陵学人做学问的路数不认同。而游寿恰恰走的是金陵“旧学”之路。

史语所图书馆藏有四万幅金石拓片，多属名家旧藏，其中一大类即为唐代墓志。借用墓志考证史事，是游寿早已擘画好的治学道路。她曾在1940年完成的《李德裕年谱》中写道：“新旧唐书李德裕传俱言六十三卒于珠崖贬所，补录传记亦云焉，唯续前定录云六十四。于是说者稍有考订是非。旧书本传云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今据新出土所撰彭城刘氏墓志末，烨附记云：己巳岁十月十六日贬所奄承凶讣。则公之卒在大中三年为可信。”此即以墓碑订史实之一例。1943年9月7日，她“提取《全唐文》四十函叁百贰拾册”；某年11月11日“提取《三代吉金文存》壹部四函”；某年4月14日“检还图书馆《唐代丛书》一本”……青灯黄卷，养浩荡之气。1945年8月15日，她向傅斯年写信报告：“归所月余，姑整理未竟之稿，拟东归前墓志史料第一辑可完成，唯拓片尚封存室内。倘谕彦堂先生准予取出历代墓志，是公私两便。仍乞裁夺。”

抗战胜利之后，游寿抓紧时间整理著作，1946年春节刚过，即致书傅斯年，“《冢墓遗文史事丛考》已于三十四年草讫，呈送岑仲勉、陈槃两研究员，指示之点，亦已改定，极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请核示。”岑仲勉、陈槃是史语所历史组的研究员，游寿的论文当是他两位指导和审定的。完成这部书稿，或许是游寿李庄四年中最欣慰的事。

游寿赠逯钦立所节临毛公鼎铭文。

然而，祸起萧墙。1944年6月21日，一事对游寿影响甚巨。史语所的档案中有一封致她的函，“前日见揭贴，深感悚异，执事如以为不可，一言即决，何至出此类揭贴。今既如此，只有与王君对换房屋，并无他法，即希照办。”从语气判断，这是所里的通告，处理结果不容商量。事件的起因或许是房屋纠纷。战时山村，史语所研究人员的生存状态十分艰难。在板栗坳，房屋问题，曾困扰过很多人。对其他人的住房问题，所里颇费心思。而对游寿未必公平？她会不会因“人微言轻”而粘揭贴（这或许就是贴“小字报”一类），且语气尖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