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第2/3页）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解，而且明显有些紧张，他没有请那些不速之客进屋，而是走到凉台上，赖莎正在那里休息。 “我对她说：‘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赖莎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颤抖了，但她还是保持住了镇静，我们走进隔壁的卧房，我的思维兴奋地运转起来：不能向任何压力让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赖莎讲了，她对我说：‘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着你，以防发生意外。’然后我们把伊丽娜和阿纳托利亚叫来，他们听我说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准备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用去了30~40分钟。警卫告诉我说，来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们。我这时才让这些来客进办公室，我问他们：‘你们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国家，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我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就实质而言，他们是来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的，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不会签署任何总统令的。 巴克拉诺夫对我说：‘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我当然驳回了他这个可恶的建议。瓦连尼科夫说了一句：‘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了他们。”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58～559页。

但是，这次谈话的其他见证人在回忆录中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博尔金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急着见我们，我们在别墅大厅里等他。戈尔巴乔夫是在10～15分钟以后出现的。他看上去是病体缠身，走路也很困难，脸涨得很红，但不是太阳晒的，而多半是由于血压升高引起的。戈尔巴乔夫匆忙和大家握手以后，眼睛谁也不看，带着怒气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电话都不通了？

我们是来和您讨论一些国内局势的。——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

昨天大家一起讨论向总统汇报的时候，没有谁预料到总统会有这种反应，谈话没法往下进行。

你们想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说话的语调已经平静多了。

我想从国内的局势说起。——巴克拉诺夫开口说。

大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方案，都是按照他事先交办的应对紧急情况而准备的预案。总统突然问道：实施紧急状态对俄罗斯领导人是否管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情绪完全安稳下来。接下来的谈话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认真地说，他是多么需要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同时也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并且转告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在告别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见鬼了，干吧！ ’此时赖莎和孩子们坐在别墅的大厅里，她问巴克拉诺夫：‘你们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吗？’巴克拉诺夫走到她跟前说：‘我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弗·伊·博尔金：《底座的坍塌》，莫斯科，1999，第16～17页。

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都证实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戈尔巴乔夫到门口送客的时候，和所有客人都握了手。这根本就不像什么造反或者政变的举动。安德烈·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他认为主人公所以保持外表平静有几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是想寻找彻底摆脱这个荒诞局面的机会，还想劝说莫斯科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们；戈尔巴乔夫不想让自己过早牺牲。除此以外，戈尔巴乔夫还担负着保护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责任，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有意做出外表平静的表情，还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371～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