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第3/4页）

上述一切都值得一提。但是赛克勒医生在医学之外取得的最杰出成就，当时只被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在赛克勒收藏生涯的关键时刻，他设法以智取胜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比该馆馆长、高级管理人员、研究员和律师们技高一筹。在那场令人激动的竞争中，赛克勒把胜利奖杯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此，我们先梳理一下赛克勒的背景情况。亚瑟·赛克勒之所以有别于弟弟，在于他关注中国艺术品。赛克勒曾在纽约大学和库伯联盟学院学习艺术史（该院直到最近仍免收学费）。自20世纪40年代起，赛克勒开始收藏艺术品。他的收藏兴趣广泛，涵盖了前文艺复兴时期、后印象派作品和当代美国艺术。如赛克勒后来所讲，当时，他在某个家具店，偶遇了一张设计典雅的明代桌子以及其他精美绝伦的器物。“1950年的美好一天，我与一些中国陶瓷和明式家具不期而遇。我的人生从此改弦易辙。我意识到，中国艺术是一个尚未被人普遍欣赏或理解的审美领域。”

收藏不到10年，赛克勒遇见了辛格博士，与其确定了合作关系。赛克勒敬重辛格博士的专业能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资助他收购艺术品。辛格对被他人放弃却很重要的小件藏品情有独钟。那些收藏使赛克勒更传统的藏品锦上添花。

辛格博士征购的早期青铜器和小件考古出土文物，证明了他极具先见之明的天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藏品属于“盗墓者的遗留之物”。在辛格收藏中高居榜首的，是一批50件商代早期的青铜编钟（约公元前1200年）。它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制作工艺，更在于发出的音调，为研究古代中国音乐提供了可听的答案。卫其志是赛克勒博物馆古代艺术部主任。我们撰写本书时从他那里得知，该馆正计划举办一个有关辛格收藏青铜编钟的展览。无论如何，那些组合收藏，毫无疑问提升了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的国际形象。2012年，在庆祝赛克勒博物馆建馆25周年之际，研究员对该馆接受捐赠藏品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弗利尔，3270件；赛克勒，812件；辛格，约5000件；总藏品中包括考古标本、日本江户时期的水印画、波斯和印度绘画等，它们都在华盛顿找到了与之匹配的归宿，并使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总量增加了10倍。

在收藏家、古董商和博物馆研究员圈子中，有关谁在买入什么藏品的流言蜚语比比皆是，比任何回音壁传播的消息更为繁杂。在赛克勒收藏之初，他的资源和藏品征购所得，引起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任馆长詹姆斯·罗瑞墨的关注。当时，罗瑞墨正为该馆展厅改造和安装空调筹款。对于想要冠名的捐赠者而言，那个项目没有多少吸引力。1960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伸手向赛克勒化缘，他开出了一份颇具独创性的处方。赛克勒承诺拿出15万美元，用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楼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将其命名为“赛克勒展厅”。改建后，那里将展示博物馆收藏的巨大壁画和重要标志性雕刻。

为此，赛克勒提出了交换条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认为那些条件“卑鄙下流”。1993年，托马斯·霍文（罗瑞墨馆长的继任者）出版了恶作剧式的回忆录《让木乃伊跳舞》。他在书中写道：“赛克勒将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所付原价，买下那些顶级藏品，之后再贴以‘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依据那些藏品的当今实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唯一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获得的租借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其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其购买那些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那些做法都不违法，但在诺贝尔看来，它们属于“诡诈”。而且，如霍文当时所获悉，赛克勒对堆积在免费租借地的中国艺术品，并未做出将其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承诺。根据赛克勒与该馆达成的协议，他将为自己的藏品获得一个大库房，由博物馆承担其保险、消防和安保等费用。赛克勒请布鲁克林博物馆前副研究员路易斯·卡茨保管那些藏品，由赛克勒本人支付其工资。赛克勒还设法帮助收藏合作伙伴保罗·辛格博士获得了博物馆兼职研究员的特权。托马斯·霍文不属于安分守己的馆长，他很快与同样桀骜不驯的亚瑟·赛克勒称兄道弟。为了摸清赛克勒医生是否打算把藏品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霍文邀请赛克勒“小聊一聊”。霍文与赛克勒的会面，为后人定格了一张永恒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