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10/12页）

与名誉退休研究员屈志仁会面，有助于理解他何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协调人。屈志仁身材纤弱，衣冠楚楚，讲起话来柔声细语，融东方君子、西方绅士礼仪于一身。屈志仁出生于中国香港，接受过一位中国老派学者的家教，并先后在多所大学镀金，包括汤顿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以及香港大学。在香港不同博物馆做研究员时，屈志仁还在哈佛燕京研究奖学金资助下，游遍了东南亚，研究那里的陶瓷贸易。1982年，他到波士顿定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研究员。所有那些细节，有助于解释屈志仁为何精通多种语言，熟悉英、中、美三国学术、博物馆和慈善界的情况。1985年，屈志仁开始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时间长达25年。早先的个人经历，为其在该馆任职打下了良好基础。

屈志仁所举办展览、或协助征集的藏品中，令其特别自豪的，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87年征集的一块丝毯残片，名为“花中龙”。它色彩鲜丽，图案源于蒙元时期统治下贯穿中国的中东亚地区。画面中的两条长舌、长尾猛龙，张开龙爪舞蹈。画面四周则是平和的花坛，鲜花盛开。那块丝毯来自纺织品和金银财宝成为国际贸易主要商品的时期。那时，“元代皇帝和皇室成员，把皇家刺绣、编织厂制作的最精致产品，当作礼物送给其他地方的统治者、特使和卓越人物”。如屈志仁指出，当时，丝绸重量是以黄金计价的。那些纺织品成了中国送礼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外交、政治和文化活动中，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2010年，屈志仁举办了一个重要展览“忽必烈的世界”，对一个相关的主题同样有所启发。在屈志仁看来，认识中国艺术有两种观点：其一，“可把中国艺术视为自成一格，它的历史遵循一条单一、延绵不断的线路发展，并不时自我复兴，重返古代模式”；或者，也可把中国艺术视为持续不断的兼容并蓄，将跨边界文化影响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两种观点都有各自充足的理由；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上述展览的图录十分精美。其前言和致辞毫无保留地强调了屈志仁的观点。他对东西方不同国家的数百个人和机构表示了谢意，包括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文物修复专家和基金会。显然，要成功举办展览，使其成为屈志仁的商标，需要有人把他的策略、理解力和专业权威化为现实。《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荷兰·考特写过的一篇文章很有洞察力，谈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掌门人的变动，也描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中国出境文物展览的规定是，如果你想从两家以上的博物馆借藏品参展，必须通过政府部门国家文物局协商所有借展事宜。过去，该局可要求省级博物馆提供所要的一切藏品，无须分配借展方支付的展览费。有时，甚至不把所借藏品送还出借单位。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繁荣，省级博物馆已成为强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管理机构。展览协商中有许多谈判艺术：有的出借展品赖以为生，有的强硬讨价还价索要展费，有的要求诸如出国押送展品等额外福利。

简言之，中国值得尊敬的送礼文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贫穷的博物馆官员更新升级。2011年7月，屈志仁研究员退休，摆脱了上述问题及其他难题的困扰。它们变成了何慕文的问题和挑战。何慕文以新任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的身份，接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作为该部门第三任掌门人，何慕文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他是亚洲艺术部戏剧性扩张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何慕文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位到处跑跑颠颠的实习生。之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跟着方闻学习。当时，亚洲艺术部刚刚开始起步。今天，即便是长期贬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也承认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几乎位居西方的顶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竞赛中，何慕文拥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绕场一周的胜利喜悦。

就个人而言，何慕文热情，愿意承认错误，对新知识张开双臂（他的口头禅是：“很有意思，我得查阅一下”）。由此看来，他的举止更像中部美国人，而不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毕业生。2015年是亚洲艺术部创建100周年。何慕文强调说，该部门不仅个头长大了，在藏品鉴赏力方面，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绘画。20世纪70年代公认的正典，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画精品，是“我们了解的全部”。10年后看到中国大陆的收藏时，我们对宋代和明代绘画的了解大为增加，终于使“整整另外一套正典”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确，“扩充那一套正典，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何慕文补充道，那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也不例外；例如人们对现存伦勃朗作品的共识，同样经历了不断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