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第5/10页）

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史克曼很信任德国古董商奥托·伯查德博士，赞赏他帮助自己打磨“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伯查德居住北京，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在柏林拥有一家画廊。1920年，伯查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达达流派艺术。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当的领路人，帮他摸清了追寻柜台下重要艺术品的门道。据史克曼说，伯查德会与他联系，说“你现在就过来吧，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觉得正是你需要的东西”。到达那里后，伯查德会领他穿过前屋，“那里堆满了瓷器、玉器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再穿过两三个房间后，才可能来到古董商的内部密室。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与古董商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否则，你真会变成丈二和尚。”有时候，伯查德也会买下某件东西，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东西的照片送到美国审批。此举的结果，是华尔纳经常不让史克曼购买。华尔纳的“眼力”并不怎样，涉及中国绘画时尤为如此。

然而，史克曼是个学习高手。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位中国通，他描述的一件逸事证明了那一点：“今天早上，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绝他的出价。然后日本人派来一架飞机解决了问题：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称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许多包裹要打；同时，他一脸忧虑地抬头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调整了价格。”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他是卫理公会教派传教士、文物鉴赏家和新近开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福开森的关系网中有许多军阀和官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福开森在信中对史克曼大加称赞，称他聪慧、勤奋，对老一辈学者建议研究的中国书籍欣然接受，并且“风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国停留了四年。其间，他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探访村庄庙宇，延续自己对佛教艺术的学术兴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赖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经常外出，一走就是六个星期（后来，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绑架杀害）。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国际社会光怪陆离。对此，史克曼的朋友们有过描述，包括传记作家乔治·凯茨的《丰腴年华》、牛津大学的极乐鸟哈罗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在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中，他作为安东尼·布兰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与史克曼建立了终生友谊。他的部分中国藏品，至今仍在堪萨斯城收藏。对年轻的同事史克曼，艾克敦给予了概括，称其是所有中国物品的鉴赏家：

一天中的最好时光，是史克曼走进屋子，怀里抱着他发现的一些珍宝。当然，他总是在发现珍宝，从周代青铜器到玉蝉。那真是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齐天洪福。我对他的正直诚实感到惊奇。任何其他人，只要对那些东西带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激情，都会将它们据为己有。可堪萨斯城怎么就能道高一丈呢？在史克曼手里，那些东西宛如沉睡中的公主，被白马王子的吻从梦中唤醒，显得容光焕发。他抱着它们，回到北京协和胡同里的爱巢，如同携带新娘步入圣坛。在那些婚礼中，我常常有幸成为伴郎。但是，短暂蜜月过后，它们被送走，到密苏里州展厅的玻璃展柜后面再次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