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胶水桶（第7/8页）

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有10小时用于研究和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外国鬼子们”几乎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数洞窟照片，他们将“徒劳而归”。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他在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和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主任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对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了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中国已不欢迎华尔纳，那次探险队的领队是奥利尔·斯坦因。然而由于洪业从中阻拦，探险队再次受阻。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斯坦因的任务是掠夺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属于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拥有文物的机会。因担心奥利尔·斯坦因爵士的探险可能对未来的“大计划”造成破坏，不久前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要求将其召回。

作为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萨克斯注意到，华尔纳确实不愿意离开剑桥城，曾在1927年拒绝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后来，该馆将那个岗位给了普艾伦。因此，萨克斯给福布斯写了封便函，对华尔纳研究员的价值进行了总结：“你我都知道，华尔纳不是世上适合常规办公室工作，常规教学工作，或任何常规工作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一位如此活跃的人，一位如此好的朋友。从长远看，他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有用之才。他选择了我们，而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是我们的幸运。”脱下了考古学家装束，换上了宽松的剑桥粗花呢的华尔纳，从未晋升为正式教授，却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和日本艺术”广受欢迎的讲师。那是美国相对新鲜的研究领域，是美国最早出现的此类课程之一。试讲阶段结束时，华尔纳“为20位年轻人主办了一个提供啤酒的正式午餐。他们选修此课程，是觉得它轻而易举。我们曾一同兴高采烈地在艺术博物馆聚会，观看库房藏品，一起刻苦学习应对考试。我会事先告诉他们所有的考试问题，他们以为那样会使生活变得简单。但结果表明，那种做法没有多大帮助，与他们想象的不同”。

华尔纳本人的著述十分杰出，思路清晰，充满机智诙谐、顺手拈来的俚语。他认为，“亮闪闪的泛泛之论”令人憎恶。学生若是敢冒这个险，就会被老师用钢笔黑墨汁批上“亮泛论”评语。华尔纳一生都对射箭和放鹰狩猎饶有兴趣，把业余时间用于削制木头猎鹰。他十分健谈，属于为波士顿婆罗门常聚之地——“客栈”和“周六”两家俱乐部增添光彩之人。那两家俱乐部，都同样受到了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资助。在“客栈”俱乐部举办的圣诞晚宴上，华尔纳带领大家唱起欢乐颂歌：“揭开屋梁，让蜡烛忽明忽暗闪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尔纳投笔从戎。据说——尽管他本人予以否认——美国原子弹轰击日本广岛和长崎后，他冲进白宫，说服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使日本城市奈良和京都免遭狂轰滥炸。他称自己的作用只是提供地图，详细标出日本的文化遗产地，而把炸弹投到哪里的决定与他无关。尽管如此，日本人在上述两座城市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后来还授予他二级“神圣珍宝勋章”，那可能是日本颁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等级勋章。华尔纳还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接见，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