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游戏规则（第3/13页）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值得树碑立传。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未被考古发掘；时间涵盖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贯穿一系列封建王朝至1911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丰富的先人遗物。北京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来自文化旅游，尤其是涌向西安及其兵马俑军队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被盗佛像，那件事情成了头版头条新闻。持有那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把文物退还国家后，他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最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死刑。据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约翰·波姆弗雷特（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他记述了一个传播得更为广泛的传言。一位匿名市场人士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

造成那种破坏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掠夺。文物保护主义者认为，文物破坏还源自中国正处在急速发展中对电力、灌溉和现代化的轻率步伐。他们以2009年竣工的三峡工程为例，建设大坝的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新能源，同时驯服阴晴不定的长江水，为此淹没了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批评者们宣称，）为拯救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古代遗址，国家拨付了专项经费。但是经费的使用显得有些敷衍了事。很快，那些将被淹没的古墓葬变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喀什、拉萨、西安等拥有丰富文化埋葬层的地方，还有历史圣地和历史街区，被毫不留情的热情夷为平地，让位于高层住宅、呆板的办公大楼以及千篇一律的体育场。

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文化政策的构成中，机会主义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邓小平执政以来，北京的文化官员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悄无声息地淡化了以前的教条。这种复杂局面似乎解释了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态度的改变。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超过迈克尔·沙利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的首席汉学家，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沙利文一直与中国在世的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一书中这样评价：“20世纪，许多中国最好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那些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新颖、自由、自主企业的产生、商业化，外国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等，或许依然飘忽不定，却已开始在北京、上海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它们在内容上有异，至少在风格上如此——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现代雕塑装置、大型拼贴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对他们的一种激励。”

此外，海外对中国骚动艺术世界的热爱，也成为毛主席之后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一个西方首都极具象征意义地设立了第一个文化中心，它位于巴黎的塞纳河畔。新的巴黎文化中心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中国在那栋石质建筑（曾为拿破仑·波拿巴后裔居所）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700平方米，增加到4000平方米。中国示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文化中心的待遇。2011年，中国的9个海外文化中心主办了2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根据中方统计）。中国还计划筹建10个文化中心。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对上述情况进行了重新统计（2012年10月）。该画报对中国诸如“软实力”等新发现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