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苏亚雷斯（第9/17页）

军队已不复存在，连国家也不复存在。难民占领银行，神甫组织暴动，士兵拒绝服役。他们申明，如果他们得不到公证人签字的书面保证，保障他们在那里不受任何伤害，他们将拒绝去安哥拉。政治家日益被排斥在外。他们必须利用军人，与军人结成秘密关系才能行动（过去也是这样行动的）。每个政治家都有自己的军人：库尼亚尔有贡萨尔维斯，苏亚雷斯有梅洛·安图内斯，毛分子有奥特洛，其他的人不得而知。但人们知道最激烈的斗争是发生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至于立宪会议所进行的工作和选举结果，无人再提起。它有什么用呢？谁尊重它呢？您看看奥特洛吧，他在逮捕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后，又把他们从监狱放出来，现在又暗中去见他们，同他们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人们处在超现实中，因为一年多以前，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历史变得错综复杂，超出了现实。是一个玩笑呢，还是一个偶然事件？突然间，40年来作为法西斯主义骨干力量的军人本身，树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帜，成了自由的保护人。似乎只要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自由就能产生。人们最容易从他们那里等到的，就是再来一个180度的转变，搞一次皮诺切特式的政变。皮诺切特的名字挂在不少人的嘴上。很多人环顾四周问道：“这里谁是皮诺切特？”像国内战争一样，一次法西斯军事政变也已迫在眉睫。将发生在内战之前，还是发生在内战之后？斯皮诺拉已经到了不太远的地方。他从巴西到了巴黎，在那里宣布成立了他的“解放运动”组织；他又从巴黎到了马德里，装备精良的一些右派集团在葡萄牙与西班牙交界的边境露营。难道不是右派经常利用狂热吗？“希望”已经破产，“灾难”即将降临。但苏亚雷斯流露出欣喜的神色，因为他知道，新政府与其说有利于库尼亚尔，还不如说更有利于他。三个月前，当我会见他时，也就是当这位斯大林主义的劲敌似乎成了葡萄牙最重要的人物时，他是一个紧张而犹豫不决的领导人。如今，在他身上看不到这方面的任何痕迹。他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着（采访是在我住的旅馆里进行的），一面自信而乐观地谈着。他似乎对我的疑惑不解感到吃惊。首先，他不明白我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的胜利将是一瞬即逝的还是决定性的？他的吃惊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已经得到答案，最终他将成为总理。但他仍像三个月前所表现的温和和有点犹豫那样，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过于谨慎，甚至避而不答。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就没有透彻地了解马里奥·苏亚雷斯。应该等待历史来确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拯救了葡萄牙的人呢，还是一个走运的人？目前，我只能肯定一点：他是一个很文明的人，很有耐心的人。他对我一开始就用严厉的态度来对待他，并没有流露出不满。他在谈塑像趣闻时，对我说：“您不必过多地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您不是唯一如此看待我的人。”

苏亚雷斯是本书唯一用两章的篇幅来写他的人物。我这样做，并不只是因为两次采访所得都反映了他的国家的非常时刻，坦率地说，还因为我不知道这两次采访记录，哪一次更能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

法：苏亚雷斯，您还记得意大利进行行政选举前三天您在那不勒斯讲给我听的那个小故事吗？

苏：什么小故事？

法：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故事：一个英国人在一家小酒店里平静地喝着酒，一个爱尔兰人向他寻衅，一面从后面推他，一面辱骂他。英国人未加反抗，继续喝着啤酒。事情一直继续到爱尔兰人因毫无所获而停止捣乱，并决定与英国人讲和。他掏出一支香烟，把自己的脸凑近英国人的脸，说道：“请您给我一根火柴。”这时，英国人霍地站起来，朝爱尔兰人的下巴就是一拳。酒店老板恼火地问：“怎么啦？他向您挑衅了几个钟头，您都不曾还过手，而现在他向您借根火柴，您却把他打倒在地。您难道不能早下决心吗？”英国人回答说：“不能，因为他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合适。”苏亚雷斯，您是否给了库尼亚尔这样的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