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雅典（第4/17页）

虽然梭伦善于将自己的整顿措施灌输到大众心中，但他不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迎合民意之人。他的智慧属于那种特别有力的类型。早在担任执政官一年之前，他就曾经统一希腊人的民意，号召保卫德尔斐，对抗不敬神的城邦克赖瑟吞并神谕所的行径。本土的城市被梅加拉打败激起了他更大的愤怒。他用热情洋溢的诗篇恳请道：“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发吧！为争取这座美丽的岛屿而战，洗刷我们的耻辱！”12现在，作为政府的首脑，他可以比原来身为鼓动者的时候做更多的事情。对梭伦来说，雅典人所面临的农业和军事领域两方面的重大危机显然来自同一个根源：农村的贫困削弱了阿提卡地区的人力储备，农民日益沦为农奴。如果穷人陷入绝望境地，债务将会使他们终生束缚在田间，他们可能铤而走险反抗债务争取自由。梭伦可以像吕库古一样采用精明无情的手段，轻易地将城市中的贫民永久地转化为农奴，以此来应对当下的潮流。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救赎那些人，甚至是那些已经被卖到国外的人，连同“那些几乎已经忘记如何用阿提卡方言讲话的人”，至于被抵押的财产，梭伦下令要求全面减免。人们被派往田间工作，去“挖掘那些埋入地下的界石”13。

显然这些做法会让大多数地主感到愤怒，但是梭伦这时就像一个无私的圣贤一样，坚定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改革同样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毕竟，如果没有自由农民作为基石，怎会有占领萨拉米斯的希望，怎能令雅典免于社会性的崩溃，又怎样为这座城市赢得与之领土相当的等级？梭伦的确努力将穷人从悲惨境地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也在努力保证富人继续掌握权力。趾高气扬的“世袭贵族”们被说服与“卡科”结成了联盟，穷人们虽然被吸收到公民大会中，但却没有发言的权力。这并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胜利，相反仅仅是一次通过艰苦努力得到的中间路线。梭伦指出：“虽然他们嫉妒富人们的财产，我只有尽力避免充满仇恨的受压迫者获得权力。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用坚固的盾牌来保护阶层分化、互相对立的双方，不让任何一方遭受不公而使对方获利。”14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本能的中间派人士值得夸耀的事。梭伦的口号就是传统的“良治政府”：这是一个关于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老生常谈的希腊式梦想，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各安其位，“所有棱角都被打磨光滑，所有欲望都被驯服，所有放肆的行为都得到约束”15。这种理想对于当地的雅典人来说如果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又更当何如呢？梭伦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重组和修复的活动，而非发起全新的政治试验。他以天才的手段将那段为斯巴达人带来荣誉的历史重新加以利用，并说服自己的城邦，告诉他们他为之草拟的法律其实是他们很久以前曾经施行过的。他的立法被公开镌刻在旋转的木头板上，用以向每个阶层的市民宣讲。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得到了自由与反抗滥用强权的法律庇护；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得到了管理和控制整个城邦的专属权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安排更加公正、自然、符合传统呢？

梭伦在卸任离开雅典开始为期10年的巡行之前，^{[2]下令要求强行保留自己的立法至少100年的时间。然而，就在梭伦出海之后不久，相似的问题重新冒出了恶劣的苗头。良治政府并不像梭伦离开时衷心希望的那样容易在雅典得以保持。贵族的权力失去了约束，他们重新开始作威作福，如从前一样开始内部争斗。在雅典之外，阿提卡仍然是一盘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党徒和部落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虽然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时有胜局，但是战事仍然拖延。尽管梭伦尽过极大的努力，但雅典仍然是希腊的一个弱者。}

即便如此，梭伦改革仍然开启了某些重大的事件。由于受到城邦传说的鼓舞，在古风和众神的青睐中，梭伦想当然地认为有权继承一切雅典人声称拥有的事物。看到自己的国人被束缚在祖先出生的土地上，依靠辛苦劳作谋生，他感到非常羞愧，他下令解除他们的枷锁。从这一刻起，雅典人和非雅典人之间就泾渭分明了。显然，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他人的奴役那样激发一个人的自尊心：由于梭伦的努力，如今最为贫穷的农民也可以轻视奴隶，而认为自己同那些最为高贵的“世袭贵族”一样自由。诚然，他不能算一名完全的市民，因为他无权担任公职，也不能在辩论中发言。但是，即便富人们现在仍然独揽全部政治权力，也不能完全不顾穷人们的立场。穷人虽然在市民大会上保持沉默，但是并非没有投票权。“他们手中掌握着选举官员的权力，同样也有权力批评他们的表现——甚至即便忽视了他们拥有的这些特权，他们仍然是比奴隶更高的一个阶层”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