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雅典（第14/17页）

就在国王和卖国贼两人暗中密谋的时候，他们脚下的街道中隐隐传出不祥的剧烈声响：这是骚乱的声音。克勒奥墨涅斯从城墙上面向下望去，看到的是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卫城的山门之前，将他及其士兵围困在山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必须要缓和人群的情绪。谁是这次骚乱的主导者？克里斯提尼已经被放逐在外，他的党羽同样遭到了驱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令人不快的事实逐渐显露出真相。这完全是雅典人民自发的事件，他们被克勒奥墨涅斯的放肆和艾萨戈拉斯的叛国事件所激怒，同时举义捍卫自己应得的自由——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安抚的情绪。围困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已经饥饿、肮脏、邋遢至极”46。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巴达人不得不被屈辱地护送到境外，而艾萨戈拉斯也通过某种方式逃出了城邦，流亡到了国外。在革命的烽火和流血之中，民主终于赢得了未来，成功经受了第一次扑杀的考验。

克里斯提尼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以胜利者的姿态赶回。人人都清楚，这次胜利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即使当初反对他的最顽固分子如今也承认，已经不能从他向雅典人民承诺的改革计划中再做任何的后退了，因为自从包围卫城打败了克勒奥墨涅斯之后，这已经成为他们每个人的责任了。诚然，私刑处死艾萨戈拉斯党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即使上层阶级也会觉察到克里斯提尼对这个场面有些许轻松的感觉。接受他及其计划周密的改革建议，总比再次发生街巷中的流血事件或者世袭贵族的尸体悬挂在卫城山上并在酷暑中慢慢腐烂要强得多。

因此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一名来自阿克迈翁家族的亲戚平稳地从艾萨戈拉斯那里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重新将雅典改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与此同时，“良治政府”这个包括吕库古和梭伦在内的无数希腊古代改革者奉为圭臬的口号，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事们巧妙且激进地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口号——平等（isonomia）联系起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在参与国家管理中完全平等，从此以后这成为雅典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有些公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例如，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虽然某些旧秩序的残余在民主大潮中保留下来，但更多的则被永远淹没了，梭伦也几乎无法识别这样的场面。雅典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无论贫穷的市民还是未受到教育的市民都有公开发表演说的权利；47人们不仅在贵族封闭的阔绰沙龙里讨论政策，而且在公开的市民大会上讨论，在“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主、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面前共同”讨论；48在所有雅典市民共同投票之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实施，没有任何法规可以通过。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高贵试验，公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参与并控制国家事务。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不会再有一次与此相同的事件发生了。

这对于克里斯提尼和所有的支持者来说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次雅典革命的支持者并不会被眼前与穷人的亲密关系的假象所迷惑，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让雅典贵族在城邦的强盛过程中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及其以后的庞大计划，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清楚地知道，时机对自己不利。此时不仅克勒奥墨涅斯“认为雅典人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甚为无礼”49，时刻伺机报复，而且克里斯提尼还害怕希庇亚斯以及艾萨戈拉斯等人阴谋复辟，这会让这座城邦陷入党派纷争的内耗之中。大家族之间的内讧曾经将雅典推向毁灭的边缘，这种做法后果十分严重，不能再次发生——现在连大家族们也勉强接受了这样的分析。

但是怎样中和这一局面呢？克里斯提尼的解决方案既清晰明了又充满挑战：严禁以对家族、邻里或地方氏族首领的认同压制市民。因为这些特点几乎是阿提卡地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若要实施这一计划，必须有特别的才能和精细的考虑。克里斯提尼依照古代的城镇、庄园和农庄的布局，将整个乡村划分为150个彼此独立的地区。根据这些“迪姆（镇区）”的划分，新的民主政治中的市民们从此不再从属于各个家族，拥有自己的第二个名字（姓氏），这也表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当他达到法定年龄，就成为克里斯提尼改革中一个从属于某个镇区的雅典公民。这同样适用于高贵的世袭贵族和低贱的农夫：作为同一镇区中的成员，他们拥有相同的姓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世袭贵族都对这项发明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那些拥有庄园或者农庄的人从此要在姓名之后加上镇区的名称，这显然令他们非常不满。例如布塔德家族已经难以忍受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平民分享相同的姓氏，于是明确地给自己起了个新姓名：真正的布塔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