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5/6页）

或许格林没有到过近年来的鹿特丹或者马尔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以见到清真寺和宣礼塔，而仅剩下欧盟首府始终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减少他所表达出来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力量的话，波希战争可能是一段古代历史，但是它也可以是20世纪或者当代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戏剧性，波希战争并不是一个容易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一点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完整重现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远不止如此。历史学家们可以试图从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弥补一些空白之处；但是这种修补工作需要极端的谨慎才可以进行。许多材料形成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几乎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间隔，虽然他们都声称要记述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写诗歌或者剧本。艾瑞斯·梅铎（IrisMurdoch）在她的小说《美与善》（TheNiceandtheGood）中将希腊早期历史描绘成“对循规蹈矩之头脑提出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技巧就在于将规则弄得复杂”18。那些很少看重小说的古风的希腊历史学者们喜欢引用这一段文字：他们致力于实现的任务就是利用那些少得可怜的证据片断来重现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类似一个游戏。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萨拉米斯这样的战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释都必须依靠这样的事实，而同时这些事实又处处都是漏洞——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转动、重新组装，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远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以其难以捉摸而闻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满了丰富的细节，让人觉得可以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相比较。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直率地承认那个特殊的话题“对最好的思想家也是一道挑战性谜题”19，另一位则称其为必需的“智力体操”20，还有一位更加干脆地直接将一本书的标题称为《斯巴达迷雾》（TheSpartanMirage）。21

但是无论希腊历史的源头多么不完整，但总归是希腊人自己写作的。波斯人则例外，他们没有写下任何我们可以认定为有关真实事件的记录，尽管保存了帝国的官僚铭刻的石板，还有镌刻在宫殿的墙壁上的皇家公告，当然还有这些辉煌的宫室自身的遗迹。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对波斯人和他们的帝国做任何思考的话，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他人的记述。由于希腊人经常受到帝国军队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所以他们所记叙的内容并非为了敏锐而公允地描绘波斯人的性格及成就。但是希罗多德这样好学而视野开阔的人则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一位愤怒的爱国者用“Philobarbaros”——意思是“喜欢蛮族的人”——的头衔称呼他，22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口中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自由派老好人”。但即使如此，在希罗多德写到语言不通的远方特殊民族时，人们也不得不容忍他偶尔表现出来的错误、偏见和时常想把波斯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故事的倾向，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不敢贸然犯的错误。

学者们面对挑战表现出来三种明显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表面上承认希腊人的偏见，将波斯人描绘为衰老而懦弱的人，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世界。第二种则谴责希腊人所写的一切关于波斯的内容，将其视为宗教主义、欧洲中心论以及其他所有思想罪行的责任根源。第三种反应是最具有建设性的，考察希腊人对他们伟大的对手产生误解的程度，并通过这一点发现被扭曲了的真相：波斯人如何生活和看待他们的世界。一群令人敬佩的学者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整个帝国被重新赋予生命，从历史的尘埃中被拯救出来。为了表示对这一可信的结果的敬意，一位历史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立足之处。”23而如果将其比作一项发掘古墓的工作的话，其价值堪与开启图坦卡蒙的陵墓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