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5/28页）

你这头犹太猪竟敢批评那些抗议近来作品低劣和污秽的人……你竟敢称放在我们面前的这类东西为艺术，它们混杂在《乡村之爱》《好兵帅克》《丹东之死》《天堂里的婚姻》《青年的疾病》之间。这不过是个大猪圈，一个腐化的、穿过它的青年人将被投入到更加堕落和残暴的境地……你就是这样一个应该被吊起来的戏剧批评家。作为一个犹太人，你自然喜欢德国青年的毁灭。

犹太人被放置在极端的两极化的中间：一端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在文化的所有表现中鼓吹“德国”风格的统一性；一端是现代主义者，他们欢迎分歧的，甚至矛盾风格的存在，因为它们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精神。犹太人被放置在这场斗争的失败一方，正如他们被放置在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这场政治斗争是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政党反对日益萎缩的共和派政党。纳粹总是利用保守主义右翼的文化批评作为夺权的掩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分裂当然和政治的分裂紧密相联。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正确认为的：“对纳粹党最为一贯的选举支持集中在这样一些社会和职业集团，它们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持有最大的保留意见。”

德国文化分裂最为不祥的征兆之一是，年轻人越来越赞成反动的文化观点。大约900万年轻人当中有430万人属于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组织都反对魏玛共和国新的民主变化。年轻的德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德国男性，都是躁动不安、迷失方向和疏离社会的。他们试图塑造——假如是以纯粹偶然的方式就更好了——与他人更为紧密的情感纽带。不幸的是，这些应对机制本质上经常是反动的和逃避的，其最初的形式包括了纳粹运动将采用的和无耻滥用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包含了天真的态度和含糊的渴望，诸如对自然泛神论的爱，对祖国神秘的爱，同性恋的友谊，对没有贪婪和物质主义的世界浪漫主义的渴望，对集体归属感强烈的需求，对英雄的崇拜。不仅仅在年轻人那里，这些渴望强有力地根植于许多德国人心中。他们反映了对整体性、对重新融入一个共享的乌托邦社会的深深渴望。他们也陷入对一个没有冲突的民族共同体的乌托邦式的渴望。在这个共同体中，许多过去导致德国人相互分离的分歧将不复存在。

因为许多德国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到，现代性的力量正在破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他们认为新的民主体制要为国家的疾病负责，因此他们在前工业时代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价值观当中寻找解决方案。它是一种回到想象的过去的逃离，一种给予现代化所提出问题的虚幻答案。实际上，塑造整体性渴望的东西，是对现代性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也塑造了逃避自由的解决方案。阿道夫· 希特勒本能地知道如何把这些集体的渴望塑造成他自己邪恶的意图。

不应该惊讶的是，一个深深两极化的国家总是展示出许多令人困扰的社会变态。事实上，异常行为和犯罪撕裂了魏玛共和国的缝隙。根据德特勒夫· 波伊克特的观点，自有统计资料汇编以来，战后时期见证了最剧烈的犯罪增长。道德标准出现了相应的下降，同时“诈骗心态”上升了。有关柏林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通常包含了对毒品贩子、卖淫者、杀人狂、臭名昭著的强盗的记录。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普遍的犯罪和政治暴力在德国各座城市肆虐：

柏林处于国内战争的状态。没有任何警告，仇恨突然在任何地方和时间爆发：在街头，在餐馆，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时，在下午三四点钟。刀子会突然拔出，带刺的指环、啤酒杯、椅腿或者铅棒都成了斗殴的工具；子弹擦过海报柱上的广告，从厕所的铁皮屋顶上反弹出来；在拥挤的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受到了攻击，衣服被扒光，遭到毒打后，流着血被丢在人行道上。十五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攻击者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发现纳粹未来的线索，理解德国人生活这些较为黑暗的角落是重要的。利用一些事先存在的变态行为，纳粹分子不仅犯下了罪行，也企图将这些罪行在文化上正常化。他们将“把法律弄个底朝天，使不合法性合法化”。据说犯罪是一种反映社会邪恶的镜子；并且，我们还要补充一句话：当社会的领导层自身已经成为罪犯的时候，一个社会产生的犯罪类型将体现更大规模的一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