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8/19页）

纳粹分子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就调动了一个现代技术国家的所有资源，用他们意识形态的妄想灌输给德国民众，把他们作为自己设计的代理人。我们现在得知：纳粹分子在整个德国民众那里成功地布下了他们的妄想之网，但是，他们是如何使德国民众紧密地涉足他们最重大的犯罪——大屠杀——将是留到最后一章来解决的问题。开始必须说的是，纳粹分子是富有激情信仰的德国人，他们有着将这一信仰植入作为整体的德国民族之中的疯狂决心。他们的信仰不是突如其来的彻底失常，它植根于一些德国非民主的、非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建基于其上并加以夸大。当然，德国可能会在不同的方向前行，比如民主的、人道的、和平的方向；但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没有发展出自由主义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用民主的价值观和实践对德国民众进行“再教育”。相反，德国人沿着妄想和毁灭的道路前行，而这条道路是由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党为他们绘制的。

纳粹运动产生于巴伐利亚战后的混乱。在六个月的时间里（1918年11月—1919年5月），巴伐利亚被一系列政治动乱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包括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衰亡、库尔特· 艾斯纳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施瓦宾“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的统治、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恐怖统治，以及右翼力量的反革命，这支力量最终为初期的纳粹运动准备了基础。艾斯纳和大多数施瓦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苏维埃形式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是犹太人的事实，给普通巴伐利亚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强化了已经存在数个世纪、潜伏的基督徒反犹太人的偏见。随着极端左翼的毁灭，巴伐利亚政治指南针的指针无误地指向极端右翼。社会主义名誉不好的实验，被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犹太人的颠覆代理人的工作。希特勒试图通过他更为聪明的宣传，把这些力量之间的联系强行敲打进许多巴伐利人的脑子里，不过在此前很久，他们就将它们串联在一起了。

总之，许多巴伐利亚人在1918—1919年暴动之前就患有犹太恐惧症，他们比以往更加确信：左翼的革命——用阴谋的种族主义遒力会的创立人鲁道夫· 塞巴滕多夫的话来说——已经“被低级的种族（犹太人）制造出来腐化德国人。……从现在开始，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出自遒力会和类似的种族主义团体，纳粹党招募了它早期的成员。就是从1920年开始，被古斯塔夫· 冯· 卡尔领导的右翼政府所统治的巴伐利亚成为了一块磁铁，吸纳了所有类别的极端主义团体，它们策划推翻民主的共和国。巴伐利亚政府通常对准军事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视而不见，它们包括最不听话的自由军团部队。在正规军的保护下，它们可以自由地行动。厄尔哈特旅在1920年3月卡普暴动期间，在推翻魏玛共和国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它没有成功，却在巴伐利亚找到了避难所。那些对马蒂亚斯· 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 拉特瑙实行政治刺杀的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慕尼黑的军区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公开认同纳粹的目标，并且一些像褐衫冲锋队未来的首领罗姆这样的人经常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游荡，或者在自由军团的各个阶层和类似的转业军人协会中搜寻，为纳粹党招募新的成员。这些人视自己为一个重新获取活力的德国的先驱，视自己为对共产主义、民主、和平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以及国际金融犹太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他们相信就是这些犹太人构成了一种力量，把以上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为了与这些能够感觉到的邪恶作战，好战的右翼斗士将恶魔般的妄想植根于巴伐利亚，后来又植根于德国其余的地方。这些妄想将腐蚀德国民众的道德良心。

德国工人党最初起步于一间小的种族主义的啤酒馆，它成立于1919年1月5日。它的创始人（安东· 德莱克斯勒和卡尔· 哈勒）及其早期成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他们要把德国的工人阶级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钳制下拯救出来。他们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一样持有反对态度，他们设想了一个清除了所有异己力量的（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外国人）种族倾向的国家，这个国家依靠广泛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显示了完美的社会良心。最初，这个新党的成员分为四个群体：具有强烈种族主义信念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德国的拯救具有奇异万灵药的业余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思想的军人；具有阴暗的过去、利用政党满足自己机会主义目的反社会人物。在第一群体有党的创立人安东· 德莱克斯勒和卡尔· 哈勒；第二个群体有戈特弗雷德· 弗德尔、迪特里希· 埃卡特、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马克斯· 埃尔温· 冯· 施伯纳—里希特；军事领导人中有著名的里特· 冯· 埃普、恩斯特· 罗姆、阿尔弗雷德· 鲁登道夫，后来还有赫尔曼· 戈林；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反社会暴徒或者骗子群体中有赫尔曼· 埃塞尔，在阿道夫· 希特勒取代他的角色之前，他是这类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