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5/19页）

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经历了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震荡，以至于它无法治愈许多内部的分裂，无法保护自身免于不断增长的右翼极权主义的威胁。在这五年间，德国处于实际上是国内战争和大萧条的状态。仅在1923年一年，虚弱的共和国就从一个危机蹒跚到另一个危机：鲁尔被法国人占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体制在图灵根和萨克森取得了政权；共产主义的暴动在汉堡发生；巴伐利亚落入了右翼反动派手里，他们威胁要退出德国；德国的东部边境受到波兰人的威胁；460万德国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尤其是在德国的货币及其经济在毁灭性通货膨胀冲击下发生崩溃之后，资产阶级的文明处于崩溃的边缘。历史学家康拉德· 海登认为，这次经济的动乱是“货币的死亡”，是物质富裕乐观景象的终结，是对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终结。许多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它美好的言辞、对它有关储蓄受到法律保护的保证等等的所有信任。九年来，他们向政府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储蓄；而回报却是，政府的战争借贷、储蓄、投资现在都分文不值，因为政府浪费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用于一场无效的战争。五年间的社会舆论气氛充满了狂暴和寻找替罪羊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被正确地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复活的犹太恐惧症的孵化期的原因。这两个现象是紧密相关的，正如它们预示了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当中意识的“再神秘化”。

犹太恐惧症的聚集

在1920年，在帕绍的第41巴伐利亚警卫团的汉斯· 克诺登，给巴伐利亚的总理古斯塔夫· 冯· 卡尔递交了一份标题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建议》的紧急报告，在其中，他提供了几乎和1942年1月万湖会议规划一样的解决方案。这位年轻人被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描述为“特别善意的、可敬的年轻人”，他受到最高贵的拯救民族和国家于不幸的崇高意图的促动，提供了如下的“人道建议”：

1. 犹太人要在24—48小时内在指定地点报到，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

2. 抵制这些措施的犹太人将被处决，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

3. 给犹太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德国人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4. 假如协约国报复，应立即采取把犹太人饿死的措施。协约国一旦发动实际的入侵，就立刻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还以颜色。

5. 只要受到内部和外部敌人威胁，对犹太人的收容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在收容中活了下来，并且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都被消灭，存留下来的犹太人将被全部驱逐出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同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任何返回德国的犹太人将被判以死刑。

这个年轻人“可敬的意图”被认为是病态狂热者的咆哮，立刻被行政当局拒绝，但是他提出的极端建议可能被比行政当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人所接受。首先，在1918年战败之后，病态的犹太恐惧症在军队有牢固的根基。到那时，犹太恐惧症已经在军官团和军队行政部门的各层级蔓延开来。帝国军队的瓦解并没有消除反犹太人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很快就转移植入了正在激增的、在1919年至1923年整个德国迅速生长的准军事组织。事实上，就是自由军团和许多相关的退役军人协会、种族主义联盟以及防御性的协会，成了核心的犹太恐惧症的培育基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和纳粹运动联系在一起。

自由军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冬季革命的骚乱。那时，帝国统治的崩溃导致了革命左派和社会民主力量之间更残酷的权力斗争，前者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革命化，建立共产主义的体制；后者试图安排向社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无论哪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正如先前所见，社会民主党借助军队和关联的自由军团组织粉碎了革命的左派。1918年冬季，帝国的军队因为战败、士气的丧失、停战的条款所要求的快速遣散，以及《凡尔赛条约》对这一遣散的再次确认，很快自我瓦解。《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军队的规模缩减到10万人。多数旧帝国的军官和服役军人认为自己体现了德国的全部精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拒绝放下武器，继续发挥着志愿兵的作用，积极地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官参加各种政治冒险，要么反对他们国内的左翼敌人，要么在东部抵抗波兰人或者立陶宛人。他们失去了战争，也失去了他们的军官领袖——皇帝，因此这些军官主义者认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社会主义统治下沉闷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制度对旧的军事体制充满敌意。估计在1919年有大约27万名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旧式贵族。他们享有免于文人统治的实际豁免权，并发挥着令普通德国人嫉妒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战败的震动、军事和社会特权的丧失、社会主义体制下沉闷的“没有英雄气息”的生活前景，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此他们变成狂怒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帝国战旗，以及能够为自己的困境加以谴责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