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21/22页）

然而，把利本菲尔斯和种族主义的邪教分子挑选出来，作为种族主义偏见唯一的提供者，是十分错误的。在种族主义的民粹分子和学者当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养分共享和积极合作。例如在1900年，武器制造商弗里德里希· 阿尔伯特· 克虏伯赞助了一次论文竞赛，论文的主题是：“我们从达尔文主义原则以及把达尔文主义用于内部政治发展和国家法律当中能学到什么？”评审团的主席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恩斯特· 海克尔。大多数竞争者都信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支持某种反犹太人的隔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是慕尼黑的医师威廉· 沙尔迈耶，他用竞争、适者生存这些宽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来描绘所有人类的行为，建议对种族上虚弱的人种给予温和的忽视。他特别相信雅利安种族代表了人类成就的顶峰，严格的优生学努力，尤其是国家支持的这一努力，将保持雅利安人的纯洁性和领导地位。

克虏伯竞赛中另一位竞争者是路德维希· 沃特曼，他获得三等奖，后来因为出版种族主义期刊《政治人类学评论》而得到了很高的声望。他的期刊是少数学术期刊中唯一专注于种族主义研究的。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是德国优生学运动的奠基者，他出版了最受人尊重的文献之一 ——《种族主义和社会生物学文献》。普洛茨的出版物成为了先锋的种族主义思想的论坛。他后来创造了“种族卫生学”这个短语，建立了秘密的日耳曼人协会，并因为对种族主义的贡献，得到了希特勒的慷慨奖励，获得了大学的教席。一些下一代的主要优生学家和遗传学家，换句话说，就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伞下的科学家，都受到沃特曼和普洛茨的影响。他们其中有欧根· 费舍尔、弗里茨· 兰茨、奥特马尔· 冯· 维斯舒尔，最后一位是未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天使”约瑟夫· 门格勒博士的导师。这一伙人当中最富有热情的人是欧根· 费舍尔，他将门德尔的遗传学运用到种族卫生学上。1934年，费舍尔吹嘘他是在学术圈子推广沃特曼思想的第一位科学家，并且“用对种族主义科学的热情点燃了年轻人的心”。费舍尔的同事弗里茨· 兰茨是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的门徒，经常为普洛茨的杂志提供稿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普洛茨的《评论》得到德国许多学者热切的阅读，成为所有种族主义信条的交流中心，其中包括兰茨和利本菲尔斯的伪科学迷思。

尽管阿尔弗雷德· 普洛茨试图澄清他并非想让种族卫生学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他谴责这些偏见是迷信，但是这一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精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与极端种族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反犹太人偏见交换养分，给这些偏见令人尊敬的科学外表。阿道夫· 希特勒种族主义的世界意象并非他自己妄想的产物，而是德国和西方其他地方（包括美国）“令人尊敬的”科学发现的结果。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读到费舍尔或利本菲尔斯的文章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吸收在学术和大众圈子里被广泛接受的思想。

在这些信条里面体现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所有的生命一生都从事着无休止的生存斗争，假如放弃斗争就注定灭亡。像个人一样，民族也从事着无止境的、适者生存的斗争。一个民族的战斗质量依赖于其民族和种族的纯洁性，以及创造生产价值的工人、凶猛的斗士、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哺育适应力最强人种的能力。那些污损民族的人——犹太人、吉卜赛人、亚洲的低等人、精神疾病患者、身体上残疾的人——都要通过适当的国家手段加以清除。对于所有人种来说，雅利安人（白种人）种族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因为德国是雅利安种族的故乡，因此德国人被赋予神圣的使命，即大量繁殖和统治世界。但是，种族的混杂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时间确实已经晚了。因此，只有国家支持的立法才能保护雅利安种族免受劣等种族的感染。1913年，欧根· 费舍尔以“绝对的确定性”大胆预言：白种欧洲人将被灭绝，除非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制定和实施明确而一贯的种族政策。阿道夫· 希特勒和纳粹政府提供了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