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自古和亲诮儒者 第五节（第4/6页）

石越、韩忠彦们欺瞒自己，欺他年幼而瞧不起他，这些都可暂时放到一边。让他愤怒的是，在被揭穿之后，韩忠彦竟然还在袒护石越！而这个韩忠彦，不仅是被他父皇当年认定为社稷之臣，便在赵煦心里，也是相信他绝对忠于自己的！自英宗皇帝入继，濮王一系承绪大统以来，韩家父子两代，三朝都是定策元勋！

帝王之术是什么？大宋朝的家法是什么？他的宰执大臣们水火不容，固然不行，那会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政令难以推行，朝中陷入党争；可是，更加危险的，却是所有的宰执大臣都一条心！这比宰执大臣之间誓不两立更加糟糕。因为如此一来，便容易乾坤颠倒，太阿倒持。君权轻而臣权重，危害的，是赵家的江山社稷！

与他的祖先们不同，赵煦是不介意朝中有朋党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桑充国、程颐的苦口婆心，让他从心里面接受了“君子亦有党”这样的思想，朝中大臣分成新党、旧党，甚至石党，都不是大事。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亦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八九，都视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摆？

这件事情，倘若韩忠彦将一切赖到石越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赵煦还不会担心，可是，韩忠彦的举动，与他所期望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完全不在乎石越、韩忠彦的假议和究竟是为了何事。

被心中恼怒的情绪驱使着，占据着他脑海的，是另一个计划。

他本可以将韩忠彦谢罪的札子扔到御前会议，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知情，哪些人被瞒在鼓里——被隐瞒的人，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被侮辱、轻视的感情，这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若是被瞒了依然为石越与韩忠彦说话，那肯定便是二人的党羽无疑。但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他若然这么做，便是将事情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而他也将骑虎难下，至少要将韩忠彦罢相贬官，才能收场。

可在这个时候，如此处置，绝非明智之举。赵煦对韩忠彦仍然抱有期待，他还是希望能保全韩忠彦，以观后效。

因此，他很谨慎的，只将韩忠彦的札子，送到了左相韩维与枢使范纯仁处。

不出赵煦的意料，韩维与范纯仁很快递上了札子，请罪、辩解、表明自己将待罪在家，辞相听劾。然后，赵煦遣中使召二人到禁中面对，表示慰留之意，并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顺水推舟的推到韩忠彦头上，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宣布他也不会过于责怪韩忠彦，并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