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五（第13/14页）

以上废湖为田

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吴奎则谓“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御？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从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

以上杂陈八种论说

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著之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不听，又求休崲湖为田，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由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馈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言语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财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由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

以上习俗苟且，难于举事

今谓湖不必复者，曰：“湖田之人，既饶矣！”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尽废，则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众人之所睹也；使湖尽废，则湖之为田亦旱矣，此将来之害，而众人所未睹者。故日此游谈之士，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实知利害者也。谓湖不必浚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湖不必浚”，前八说中所无；“益堤壅水”，即刁约、张伯玉之言也。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也。夫以地势较之，壅水使高，必败城郭，此议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势较之，浚湖使下，然后不失其旧；不失其旧，然后不失其宜，此议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阴之石，则为四尺有五寸，会稽之石，则几倍之。壅水使高，则会稽得尺，山阴得半，地之洼隆不并，则益堤未为有补也。故曰此好辩之士，为乐闻苟简者言之，而又非实知利害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