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12/16页）

复李幼泉副郎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群贼现由信阳回罗山等处，初十日盛军大获胜仗，似已改窜光山，尚无确信。贵部西行，鄙意欲令取道六安，屏蔽安、庐。盖此贼避兵而行，鄂中防兵颇密，该逆前畏鄂省扼防之军，后畏此间跟追之军，两面夹击，势且由六安走于濒江州县，安、庐两郡必将吃紧，故欲令阁下预先堵之。今来书仍早防河之议，欲率所部认真兴办，力为其难。准令兄来咨，亦主此策。惟我军上自中牟，下至槐店，五百余里已嫌太长，而中牟以上至京水镇百五十里，豫军实不可恃，槐店以下至正阳关三百余里，皖军亦未必可恃。故未办成以前，遭京师之讥弹，其怄气尚小；既办成以后，被贼冲破邻军汛地，而我军前功尽弃，仍与邻军同受讥谤，其怄气实大。令兄虽雷厉风行，而威令断不能行于邻军。省三来此，仆劝其不必防河，休息两旬，速出游击。贵部久防徐、济，其于堤墙之制、扼守之法，固属驾轻就熟，然与其受累于他人，不如另图自强之法。闻贵部于十一日自徐州起行，若至归德、永城一带，请令大队南趋亳、颍，以达光、固。阁下或轻骑来周口一会，或不来此即行统兵南去，均听尊便。

派薛世香入秦办粮，俟粮有端倪，即当催令入关。谕旨改派仲良、少铭，苟有粮食，杨、刘可往，鲍亦可往也。

仆两奉回任之旨，衰年多病，既不能作星使，又岂能作江督？即日当具疏恭辞，仍请饬令兄少帅兼署督印。定于十九日送关防赴徐，仆另刻木质关防，暂行留营照料军务。

复李眉生观察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浚河一事，以工代赈，人心鼓舞，甚为欣慰。

远劳拳注，代画自处二策，皆有独见。此间为我计者，大抵星使、江督，不此则彼。星使一席，无论朝廷欲夺与否，内度病躯，亦不能久膺重任，前疏所言，绝非虚语。本似可奉身而退，然不遽求离营者，握兵太久，于大局颇有关系，骤然谢去，恐军心动摇，将帅解体，则霆、湘陆军，江淮水师及各处台局，均恐耳目一变，心志稍弛。且捻患未平，方寸究觉抱歉，不为留营照料，亦殊非大臣眷眷之义。回任一节，江督公事数倍军营，接见属僚更为繁剧，方以衰病恳辞兵符，岂有一回任而百病消除之理？既不安于吾心，亦难解于多口，其详具此次疏稿中，想已入览。

至阁下所言督办粮台之说，援踞成例，似属可从。但回疆之役，前敌将帅皆在和阗、叶尔羌等处，黄相在肃州办后路粮台，去前敌盖近万里；今少泉宫保以新帅驻徐州，鄙人乃驻周口，岂有粮台反居前敌，将帅反居后路者？且不作江督任筹饷之责，则所谓粮台者，仅转运耳，久居前路，尤乖事理，物情骇听，斯大不可也。

至申请入京陛见一节，前旨敕令入京，即令拟岁杪成行，后命暂缓进京，即不必更求展觐。进退大节，可以自主，若出入进止，却不宜自主也。

故尊议二事皆难遵行，惟所谓移步换形、急脉缓受之法，昨拙稿即用此意，切陈不肯回任之本心，宽之以两三月之期，俾朝廷得以从容筹议，或不至遽干宸怒，聊表老臣尽瘁之忱。若少帅接办日有起色，亦自可舍瑟而作，善刀而藏，但冀西去一股波澜不大，庶谢事者魂梦少恬耳。

复尹杏农观察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国藩以衰病相寻，惮见宾客，难阅公牍，自同治二年以来，盖已四次具奏，不欲以病躯久点高位。初非因办捻无功，而后托辞于病，以自解免，又恐骤然去位，或乖古人尽瘁之义，故不遽求离营，以塞清议而表歉衷；亦非欲于他人接办之后，攘臂代庖，昧于舟不两柁、马不两驭之说也。

来书谓维系军心之言，与平日惧为权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诚有所难解。鄙意所恶乎权臣得人心者，谓魏晋以后，都督中外诸军觊觎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镇为众心所属者，动移神器，故可惧也。宋世鉴于陈桥之变，于将帅得军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狄武襄均为正人所纠劾，不获大用。南宋秦氏，亦以军心归附，急谋解张、韩、刘、岳之兵柄。自是以来，未闻有宿将大获军心倾动一国者，亦未闻有因此负疚而引嫌者。我朝宽大诚明，度越前古，国藩与左、李辈动辄募勇数万，保荐提镇以千百计，朝廷毫无猜疑，而仆辈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鱼之忘于江湖，如足适而忘履，腰适而忘带。国藩前所谓惧为权臣者，不过恐居心行事，稍有陵驾邻省之处；后所谓留营照料维系军心者，亦不过默运潜移，使霆、湘两军与少泉水乳交融而后安，绝非挟军心以自重。此梦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为阁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实繁且重，鄙人说话逾二十句，舌端蹇滞，难于接见僚属，既不能为星使，岂复能为江督？顷奉二十三日寄谕，仍当具疏固辞。来书引温公之言相勖。窃意宋世如韩、富、文诸公，皆尝力求致仕，温公为翰林学士，亦尝力求罢去，不才何敢远方古贤？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牍，此则饮水饮汤，冷暖自知，不得因未合于古，而强以所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