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三（第6/11页）

与骆龠门中丞 咸丰三年十月初六日

王璞山自兴宁归来，晤侍于衡，见其意气满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窃虑其难与谋大事。其时渠意欲兴师为湘人报七月之仇，侍亦欲添勇为岷樵助一臂之力，约共招宝勇、湘勇数营来衡训练，并议定军饷不必取诸藩库，器械不必耗诸总局，皆由劝捐徐徐图之。侍曾有书与阁下道及。厥后，璞山由湘晋省，适下游有逆匪回窜之说，长沙警严，老前辈饬令带勇先守省城，侍亦料其必如此。仓卒之间，一切饷金、军械，皆不能不取之省局，是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既为官勇，则当与通省之兵勇通盘筹画。若一处先须交三万金，则各处招勇先交之款，已不赀矣，况后有月支乎？况又有兵饷乎？此璞山阅历太浅，视事太易之过也。

侍六月招援江之勇三千，仅发来省途费银二千余两，盖深知库项之绌，不得不稍为节省。现在省城招勇太多，侍亦屡书与阁下道及，亦为饷绌计也。昨夜一书，言湘勇至多不得过四千，盖为援鄂言之，若并不援鄂，则湘勇止可留二千人。除罗、王、邹三原营外，止宜留千人，或从江西回归者挑选，或从璞山新募者挑选，务祈赶紧严汰，盖恐湘勇用费多而收效少，侍亦与有咎焉。故不能不极言之也。

与骆中丞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侍自二十四夜接长沙警报，比复一书。嗣后每夜奉呈一书，若中间一日无信到尊处，则驿递失之矣。

湘勇在省者，侍嫌太多，意欲遵甄师之命，令王璞山带三千往鄂救援，昨曾以一书奉商。璞山血性可用，而近颇矜夸，恐其气不固，或致偾事，特作一书严切规之，兹特将原稿录呈尊览。其用勇之多寡，口粮之行坐，即可照侍函行之。各处兵勇，阁下酌加裁减甚好。侍亦屡函请减，实见饷需不给也。

与仓少平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甄甫师咨来，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往鄂救援。润农业回新田，事难遽就，止可用璞山率湘勇前往。来示详察之说，在衡时已私心暗识之矣。此时欲令其统师赴鄂，则恐以矜张之气，驭新集之卒，或不足以当大敌。欲不令其赴鄂，则其忠奋直前之忱，实有非辈流所及者，诚不欲遽挫其锐锋，而反销其壮志。且甄师指名求之，此外亦恐乏自告奋勇之人。再四筹维，乃为一书规劝璞山，匡其不逮。其书已录稿送中丞处，阁下借取一阅可也。

与康斗山杨宝峰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章门解围，湘勇精锐之声振于鄱阳、匡庐之间。诸君子所出，足为鄙人生色。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现闻逆舟布满江汉，上溯襄、樊。湖北若有失事，则湖南危于垒卵。鄙意须以兵三千，急往武昌救援。顷已作书与璞山，并嘱其与两兄熟商。两兄若慷慨请缨，愿往北省赴援，则望即日束装长征。若援鄂之举不成，则望与同邑诸君子熟商，将新旧湘勇五千余人大加裁汰，止存二千余人留守长沙，盖库项支绌，养至二千，已嫌其多。现在贼踪尚远，防省本不须若是之多也。其在省之勇，止领坐粮，赴鄂者则领行粮，乃为平允。无论赴北留南，总宜严汰精选，约束谨严，勿使有名无实，致外人疑吾邑人耗费多而成功少，则国藩与诸君子共此嘉誉者也。

与王璞山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荆、襄扼长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诚为古来必争之地。然以目前论之，则武昌更为吃紧。盖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谓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镇：荆州为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建业为下镇，京口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固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垒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无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足下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则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惟近日省局支绌，处处皆须节省慎重。即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费，不宜过二万金，乃为妥善。国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万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费，起行月余之口粮，及兴办各件之杂费，与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储款，皆在其内。此次湖北行程较近，天气较好。足下办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过二万二千也。